我们是害虫
最近的媒体上有不少号召吃虫的文字，每读到一次，就会连倒两三天胃口，尤甚于吃了真虫。
这些文字里提到的虫，包括蚂蚁、蚯蚓、蟑螂、苍蝇、蜻蜓、蟋蟀、蝉、蝗虫、甲虫、青虫，甚至还有毛毛虫和蛆。对于营养和美味的描述甚为煽情，恕我不忍引用。至于好端端的为什么竟想起了吃虫子，某网站有一篇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文章称：“就在一九九九年，人类已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亿人口日，六十亿个肚子，向地球要吃的！为了开辟新的食物来源，人类吹响了向昆虫进军的号角。”
僧多粥少，有道理。上星期还有报道说全世界吃不饱的人口已增加至八亿。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我不幸身为此八亿饥民中之一员，宁可饿死，也绝不吃上述虫子。当然我会选择自焚，用高标号汽油，防止那些吃虫的人把我吃了。
虫子有营养，蛋白质丰富，甚至“蕴含了十几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些我信，不过这并不能成为说服我吃虫的理由。蛋白质有什么好稀罕的？我的隐形眼镜上就有很多，每天睡觉前还要用专门的药水将其除净。抗拒吃虫，就是因为它们让我恶心，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人同此心。
篇幅所限，对“虫”字就不多考证了，在当年的汉语语境中，除了对“昆虫”的泛指，“虫”字更多地被用来形容一种蠕动不已的、孜孜不倦的、善于钻营且不无鬼祟的人及其行为。例如“淫虫”、“网虫”。在房地产二级代理市场正规化之前，北京的房屋租售中介人则被称为“房虫”。顾刚教授说大禹是一条虫，让鲁迅先生生了老大的气。
总之，形而下或形而上的形形色色的虫子，除了“虫二”，皆无法带给我任何愉悦的体验。
饿死事小，吃虫事大。
据说绝大部分的昆虫皆为风味极佳之物。为了推广此物，已有一百零三年历史的纽约昆虫学家学会，不久前还举办了一场“昆虫豪华宴”。
这道售价六十五美元/每位的“昆虫豪华宴”菜单如下：
头盘：梅子汁蜡虫碎肉，，油煎泰国水甲虫，油炸粉虫球。
主菜：牛肉及鸡脯配新鲜蟋蟀面包。
甜品：昆虫曲奇，巧克力蟋蟀甜饼等。
报道说，盛装赴宴的昆虫学家们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说实在的，我一直很怀疑这是一则愚人节新闻。就算确有此事，也不见得又有什么“权威性”或“指导性”，更像是昆虫学家圈内的一场疯狂搞笑派对。不过，这份有杜撰之嫌的“虫宴菜谱”，倒是充分暴露了吃虫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大部分虫馔皆经油炸或重味腌制处理。何也？我相信还是为了掩饰心理上的不适。与此同时，“虫宴”的主菜依然不离鸡、牛，证明昆虫成为人类未来主要副食品的前景十分暗淡，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另类小吃。至于“新鲜蟋蟀面包”和“巧克力蟋蟀甜饼”，由于语焉不详，故除那蟋蟀未必是元配之外，其余皆无从推测。
食物供应过剩的老美，看来的确是有一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最起码，在吃虫一事上，无人不可再以“我国古已有之”嗤之。金圣叹“不亦快哉第一”云：“夏七月。。。。。。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于前，不可得吃。呼箪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激澎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于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
这金先生真是个不识好歹的SB，每位自动送到嘴巴边上竟不知享用，还“不亦快哉！”个屁啊。
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初民肯定吃过虫，而且没少吃；在其后漫长的与天地斗、与人斗、与虫斗的历史进程中，多半也没断了吃虫，这些都有道理。不过，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千年之后，此事至今也成不了气候，昆虫更无法在人类食谱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有道理的。
第一，虫子让人恶心。但也不尽然，蛇鼠螃蟹的外形更是“核突”。
第二，不容易捕获。但老虎更不好捉拿，还是照吃不误。
第三，虫子个头太小，而且没有什么肉。我看，这才是要害所在。
其实，这一点从纽约昆虫学家学会“昆虫豪华宴”的菜单上就可看出端倪。就算是职业的昆虫学家，依然得用鸡肉牛肉来作主菜。已知连他自己生前都吃不了什么东西的虫子又有什么吃头呢？无非是甲壳一层，翅膀一对，外加一肚子的蛋白质，内脏，碳水化合物，以及几条细小无比的腿罢了。再说，这些可怜的翅膀、大腿什么的，哪里能跟鸡鸭相比呢？
作为昆虫中比较成熟的食品，蚂蚁入馔在世界各地已相对普及。《本草纲目》亦称其性味甘平，有益气、泽颜、活血化淤、祛风散寒、补肾养肝、健脾等功效，不过只是药，说到吃食，多是作为配料或酱料，例如壮族的蚂蚁炒苦瓜，泰国的蚂蚁香辣酱，等等。也有用来酿酒的。作为独立的大菜，除了哥伦比亚盛产的巨型白蚁——据说足有一英寸长，且肥胖，可以用印第安人的传统方法油炸之外，这些“细碎营营”之物，究竟要如何吃才能过瘾，像我这种除了“蚂蚁上树”之外从未吃过真蚂蚁的，是没有什么想法的。除非基因技术能制造出长着“蝗虫的大腿，蜻蜓的眼睛，蝴蝶的翅膀”之蚁。不过，蚂蚁是没问题了。问题是这样的蚂蚁谁敢吃？
即使什么蛇都敢吃的广东人，对于昆虫的态度也极为谨慎。外地人尽可对此做出大胆假设，不过在虫的问题上，粤人却一直是小心求证的。
一般来说，广东人只吃“虫二”：龙虱及禾虫。龙虱，粤人又称“和味龙虱”或“和味龙”，样子近似于蟑螂，因而也成“水蟑螂”，不过他水性极佳，而且善于飞行。此“粤版小强”的料理方法十分简单，滚水煮熟，调味风干即食。酒楼或大排档，多作为小食出售。
吃龙虱的过程极其难看：先把背上的一双硬翅剥下，然后扭断其首，并且小心谨慎捏住头部，为的是把不干净的内脏全部扯将出来。接着，一口塞进嘴里。
龙虱我小的时候吃过一次，想是因年少无知，不怕死。不过只是在煤气炉子上烤了一烤，咬到嘴里一包油，没有特别的滋味。至于广东的这种吃法，就一直不敢尝试，连看都不想看。事实上，许多广东人自己也不觉得这“和味龙”到底“和味”在哪里，龙虱的爱好者，大部分都把他当作是医治夜间尿频的偏方。
与“和味龙”相比，更多人爱吃禾虫。禾虫的学名叫疣沙蚕，毛虫纲沙蚕科，产于珠江三角洲近海地区咸淡水交界的稻田中，形似袖珍版的蜈蚣。《顺德县志》记载：“夏秋间禾稻熟时，每乘潮涨或雨夜由田冲出，下海浮游，则水面皆紫绿相，交成五色，然不能久，日出及化浆。”
禾虫蒸蛋时最常见的做法，这道珠江三角洲乡土小菜的味道明显胜过龙虱。清代顺德学者罗天尺有诗为证：“粤人生性嗜鱼生，作脍无劳刮镬鸣。此土向来多怪味，禾虫今亦列南烹。”
据说，禾虫与蒜头同煲，可以治疗脚气，故在香港脚盛行的广东，禾虫能够登上餐桌，并不奇怪。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是《变形记》冷静的开场白。虫子不仅仅是那个旅行推销员一个人的噩梦，而是人类共同的恐惧。与此同时，昆虫过敏也是不分人种族群的一种高发病症。
要是排除了心理因素只算经济账的话，改吃虫子绝对划算。据专家测算，人类为满足肉食来源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饲养，同时亦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以淡水为例，产生一公斤牛肉需要七公斤饲料，而这些饲料又需要七千公斤水来种植。美国犹他州一个养猪场所产生的污水，多于整个洛杉矶地区。因此，逐步把昆虫变成｜人类的主要肉食，有助于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科学家和投资商，欲透过对昆虫的大规模人工培育，使其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人类的主要菜肴。
当然这还不是一件紧迫之事。不过，一想到以后有可能要把蟋蟀面包当早点，以蚂蚁酱三明治为午餐，把烧烤知了做晚饭，顿顿吃虫，我的心中就有说不出的失落。祸从口出，这话丝毫不假。
如果我们能少吃一点燕窝鱼翅，今天也许不至于要打虫子的主意。
看一眼像奥运会开幕式那一类的场合，就会真切感觉到人类的自大和自恋正以一种失控的速度膨胀，人和虫子，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在某一个早上醒来，发现彼此都变成了甲虫，或者蚂蚁？
汤显祖尝言：“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尔。。。。。。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我们是害虫。
比粽子还冤
粽子和月饼一样，都是汉族的节令食品代表。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食物，既属于一年当中的两个不同的节令，又是汉语文化中两个不同的隐喻，一个遥指天空，另一个倒影在水底。
剥去粽叶，切开月饼，接下来就是中国家庭共叙天伦的温馨时刻，然而，粽子和月饼的来历却不那么温馨，反而充满着仇恨、不安、冤屈和暴力。“月饼”一词尽管最早出现于《梦粱录》，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应节瓜果为核心，月饼并不普及，最起码还未形成习俗。在月饼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丛谈》所记载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十五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端午节，最原始的说法，言其起源于上古三代的“兰浴”。按照《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解释，“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目的是“此日蓄采众药，以触除毒气。”古人相信，五月五日这一天阳气至极，万物茂盛，正是“毒气”最旺的日子。然而，朴素的“天人感应”后来还是被中国民俗中复杂的“人人感应”所取代。纪念伍子胥，是各种传说中的一种。伍子胥是辅佐吴王阖闾完成霸业的功臣，阖闾死后，伍子胥逐渐失宠，新吴王夫差听信太宰伯｛喜否｝的谗言，赐剑令他自尽，还把他的尸体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扔到钱塘江里。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于每年五月初五祭祀之。
传闻二，见蔡邕《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口舀｝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传闻三，见《会稽典录》：“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上。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不难发现，不管被纪念者是男是女，是民是官，这些人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死因，一个字：冤！当然，端午民俗中最popular、最有教育意义、最能和粽子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属于“纪念屈原”说。
与伍子胥、介子绥和曹娥三位男女“冤友”相比，屈原其实也不能算是死得最冤。尽管伍子胥、介子随即屈原三人皆因“投入与回报”的高度不对称而死，但是就“投入”而言，屈原为楚国所做的贡献，远不及伍子胥至于吴、介子绥之于周——不过在我看来，死得最冤的，既不是上述三个男人，也不是小女子曹娥，而是曹娥的老爸。作为一名汉代的“神职人员”，曹娥之父因“涛迎波神溺死”，冤就冤在这个传说中的“波神”不是别人，正是“四大端午冤魂”之一的伍子胥。“波神”这个光荣称号，是江浙民众在伍子胥的尸体被扔到钱塘江里之后赠送给他的。
不管怎么说，这四个人都是死于五月初五（曹娥之父溺于此日，曹娥本人则于七日后投江），然而，唯有屈原一人的死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创造或维持了吃粽子的习俗。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