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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言以对。
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在同样的时间段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此反复，毫无休止的迹象，这天早上，当我第六次收到这样一封信件时，我告诉自己这绝对不是一个闹剧，极有可能比我预期的要复杂得多。那么，这是个阴谋？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暗示？我更倾向于将这件事看作某人在阴暗的地窖里为我画的符咒，就像某部恐怖电影里所看到的场景：一个人因为仇恨，他（她）要用针尖反复刺扎小布人，直到仇人在异地痛不欲生。想到这里，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是的，我厌恶。尽管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但对这种在背后使手腕的勾当仍然难以接受。究竟是谁在背后这样诅咒我呢？我又值得哪个女人如此仇恨呢？
六封来信使用的都是邮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白色标准信封，信纸也是统一的A4复写纸，信的内容也一字不易：
张望你好！
多年未见，想必你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幸福吧。
来信是想告诉你，我和儿子都很健康，只是偶尔有点想你。我不知道你把我们母子存放在记忆库的哪个角落里了，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年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种种非议，坚持把你的儿子生下来，并抚养至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提醒你：我们曾经爱过，并因爱而痛苦过。
仔细清理一下你的记忆库吧。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没有日期。只能通过邮戳上的日期来辨别每封来信的先后顺序。
我将收到的六个信封整齐地铺排在桌面上，反复查看，我发现，除了邮戳上的日期和寄信地址不同外，其他地方完全一样，连邮票的图案和面值也相同，贴的位置都一样在信封右下角而不是规定的右上角！
寄信人没有在信封下端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她没有留下任何笔迹，所有的文字（包括信封上的）都是打印出来的。
“一个你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我依稀记得第一封信是夹杂在一叠报纸和商务公文中出现的，我订了很多报纸，还有几份经济生活方面的杂志。以后，每个星期一就会出现一封新的。起初，我真还没有把它当回事，报纸上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恶作剧，诈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生活中发生的怪事、奇事早已麻木了我的神经。一直到第三封信出现后，我才渐渐有些慌乱起来，心想，恶作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仔细分析过信件的内容，咬文嚼字，逐字逐句分析每个字、词、句的含义，从它们的内涵一直解析到它们的外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封信除了陈述“有个女人为我生了个孩子”和“世上有个小孩是我的儿子”这两个莫须有的“事实”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可查的线索。至于这个写信的女人是谁？那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住在哪儿？等等，全都成了悬疑。难道果真如那个女人所说，她这样做只是想提醒我“清理”一下自己的记忆库么？这未免不合常理吧。那天我约吴起喝茶聊天，就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某种启发。然而，最终我发现目前我所处的状况与吴起当年是有区别的，吴起的“荒唐”还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我的呢，这一切几乎等于是空｜穴来风。
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
尽管我拼命躲避着第七封的出现，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它就安慰自己：它再也不会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还故意对自己装病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当我周二打开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一封同样的信还是夹在一叠报纸中抖落在了眼前！
我绝望地按铃，让小柳赶快进来。看见我慌张的神色，小柳问什么事，我把那个尚未拆开的信封推到她面前，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小柳回答说昨天。她拿起信正反两面瞅着，嘀咕道，“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封旧信呢？好像上周也帮您收过的。”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对她说道，“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小柳出去后，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从中抖出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只展开题头看了眼称谓，就拢进了抽屉。
我在一摞白纸上面写写画画，这些字迹好像都有重量似的，随着字迹的增加，白纸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我按照信中内容的提示，罗列出这样一些关键词：多年未见、母子、事实、痛苦、非议、抚养至今、有朝一日、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然后，我又删去那几个模糊的词语，只留下：多年未见、母子、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符合“多年未见”这个条件的女人太多了，符合“因爱而恨”这个条件的也不少，唯独符合“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这个条件的肯定只有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最近十年来与我发生过情感瓜葛的女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我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然后，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女人的姓名：王晓萌、朱鹃、马莉莉、覃虹、吴敏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五个。只不过比较而言，她们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的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作为个体，她们看似孤立，但每个人身边或身后还有一群近似于她们的女性存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已经被我无情地遗忘了。遗忘意味着不存在，至少我现在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和这五个女人的关系构成了近十年来我人生复杂经历的总和，是的，是总和，我起初还以为是一部分，但现在我敢肯定是全部。她们如同一块块形状、颜色各异的砖头，共同构建了我那座充满欲望的大厦。
我面对这张纸，想了想，又用笔划去了“王晓萌”和“吴敏”二人。因为王晓萌不久前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她有了我的孩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了；而吴敏呢，我们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她就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的目光最后锁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分手以后，我和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手的前夜我们过得十分放纵。我确信，这个神秘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位，至少，通过她们我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她”——那个我曾经爱过、现在恨着我的神秘女人。
我有些激动起来，拉开抽屉，将七封信件装进包里，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按铃叫小柳进来一下，破天荒地微笑着向小柳交代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阴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鸡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阴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女孩笑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