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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识开始恍惚，回忆起幼年的时光。那时我走在一个单位大院里，身边尽是梧桐树和矮小的灰砖楼，天空中回荡着喇叭声，催促大家去食堂吃饭。一辆推土机在有气无力地拆这一幢二层小楼，身穿白衬衫、头戴黑呢学生帽的小流氓跨在锰钢自行车上晃晃悠悠，我站在楼前，黯然神伤。
我两眼模糊，心情激荡，默默靠在墙边。尹红诧异地停下来，从下面仰视我的脸：“你怎么了？”
此时在我眼中，尹红的单眼皮和身边破败、安逸的气氛融为一体。我脱口而出：
“我爱你。”
“你说什么？”尹红的眼睛陡然撑大，突出的下嘴唇微微颤动，让人想起跳水运动员起跳后犹在颤动的跳板。
我不假思索地重复了一遍：“我爱你。”
尹红的嘴巴像鱼一样“吧”地一声打开，又“吧”地一声闭上。她也不答话，扭头就跑。楼梯拐角传来小鹿下山般的脚步声。
过了一会儿，我才醒过来，惊异于自己为何如此感动、为何说出那句话、为何不加怀疑地重复了那句话。另外，刚才听到的那个音符是真的存在着么？现在楼道里没有一点乐声，只有楼外汽车过往的声音。那么那音符从何而来呢？难道真是柴可夫斯基力透纸面、穿越时空了么？
我忽然又想起方才那位房东来。他为何拥有这样一部钢琴？而且他的长相似曾相识。
下午，我在宿舍接到电话，尹红约我第二天在琴房门口见。
我打定主意，三缄其口。尹红问我第一遍：“你昨天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你听不懂汉语吗？但没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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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我第二遍：“什么意思，你说啊？”我想说：你还是当我不会说汉语吧。但没张嘴。
她又问我第三遍：“说啊？”我看着她涨红了脸，眼睛明亮地闪烁，真的不想说什么了。于是还是没张嘴。
但她问了第四遍：“啊？”这一次超过了“三缄其口”的极限，我只能开口说话了。我说：“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说什么了？”
“是啊，你说我说什么了？”
“我说不出。”
“你说不出还让我说，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尹红迅速低下头，但仍然可以看见她的下嘴唇。那个部位又在颤动了。
“真的没说。”我生硬地搪塞着，“可能是你幻听吧，我昨天也幻听来着，当然也可能不是你幻听，而是我幻说，所谓幻说，和幻听一样，就是好像说了实际没——”
我看到尹红的头越来越低，下嘴唇也越来越小。她狠狠地把它咬了进去。我陡然停住，等着她抬头。但过了两分钟，她还没抬头，露给我一头微微飘动的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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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事（4）
她想必也不留意我在不在跟前了。如果这时候我逃之夭夭，大概不会被发现。但我当时却愣愣地站在她面前，嗓子干干地咽着唾沫。于是事情真的坏了。
我刚咽了一口，尹红突然弯下腰去。她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眼前一花，已经看到她从车筐里抡起一条钢丝锁。好大一条钢丝锁，足有半寸来粗，五斤多重，舞将起来，呼呼生风，恰似一根小型九节鞭。师范大学里小偷猖獗，大家都用这种威猛的钢丝锁。我还不及多想，尹红已经手起鞭落，一家伙砸在我的脑袋上。足有三四两的锁头一声巨响，正中我的头顶。这下我也不能多想什么了，非常配合地一翻白眼，就地便倒。
再接下来，尹红一不做二不休，抡着钢丝锁，照着我身上不分部位地一通狂打，噼哩啪啦，抽得我满地打滚。她默不作声地打，我默不作声地滚，不知折腾了多长时间。我的脑袋大概是被打得紊乱了，此刻开始想事情了：这一通打，配以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否气氛足够热烈？或者改用萧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的鼓点？还是干脆选用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更加切题，而且现代主义音乐更适合表现事件的杂乱？这还是有条理的思绪，再后来就没了条理：我是否是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是否是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是否是斯特拉文斯基？斯基维奇斯基？维奇斯基斯基？斯基斯基维奇？最后进入了终极思索：宇宙是蛋还是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或者宇宙是个蛋，砰地一声爆炸了，炸出了我们这些鸡？
此刻必然也围过来很多人，大家驻足而观，品头论足。有人说：“好粗暴，这一下呈四十五度打过来，臂力与地心引力的合力大概有两百牛顿。”有人说：“乾纲不振，得给他找本《驯悍记》看看。”有人说：“施虐与受虐，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实际上是一组快感的共同体。”“你是力学系的？”“你是中文系的？”“你是心理系的？”
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有人表演，有人参观，也是一组快感的共同体。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尹红才一扔钢丝锁，一言不发地跑了。众人轰地一声让道，再看看我口观鼻、鼻观眼、眼观天，大约片刻就要死了，也没什么意思，便又轰地一声散了，留下我一个人摇头晃脑，还在惯性作用下左右乱滚。
直到滚不动了，我才躺稳，呼呼地喘气，看着头上的一片白云。云彩缓缓移动，太阳遮住又露出，我一动不动，眼睛闭上又睁开。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只觉得阳光越来越刺眼。这时头顶忽然多了一个人，他遮住阳光，蹲下来，拍拍我的脸说：
“哥们儿，用不用我给你铲仇？”
2琴声 （1）
这时我才感到浑身疼得要命，骨节像要断开一样。刚才被打时并不感到疼。据说体长三十米的梁龙如果尾巴被咬住，痛感要过半个小时才能传到脑部神经。在一亿年前的蕨类丛林中，它们总是拖着一只咬在尾巴上的肉食恐龙若无其事地行走，直到尾巴被吃得像兔子一样短才满地打起滚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许我比梁龙并未进化多少。
而我身边蹲着的那人看到我哼哼起来，似乎更感兴趣了，他把脸凑得更低，好像观察蚂蚁搬家一样观察着我。我呻吟了一会儿，感到呻吟也没什么意义，便闭上眼睛，想静一静。谁料他却用一根小树枝捅起了我头顶被砸出的大包。
他一边捅还一边说：“哥们儿，别死呀。”
这一下疼得我像过了电的鳗鱼一样乱弹乱跳，嗷嗷乱叫着坐起来，捂着脑袋叫道：“你干吗？”
“我没干吗呀。”他立刻扔掉了小树枝，做若无其事状。
“只能看，不能碰。”我没好气地说。
那人又凑过来：“哥们儿，要铲仇么？”
我离远了点儿，打量着他。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材消瘦，皮肤棕黑，面貌英俊，此刻的表情非常诚恳，但可以看出大部分时间都不够诚恳。
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他像热情的推销员一样又凑近我说：“我给你铲仇，你适当给我点儿酬劳，不多，一次一百。”
“你是谁？”
“张彻，我叫张彻。我的身份只是这个名字，除此之外谁也不是，所以你不必担心遭到牵连——”
“你所谓的铲仇是什么意思？”
“铲仇，就是铲除冤仇的意思。冤仇如何铲除？谁打了你，我就帮你打丫的，怎么打的你，我就帮你怎么打丫的，打你多重，我打丫的就有多重。对你对她对我都很公平。”他解释完，两眼如星，盯着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算了吧。”
“哪儿能算了啊？你瞧她把你打成这样——”
“真算了。谢谢你的好意。”我忍着疼，挪挪屁股，背对着他。
过了一分钟，我以为这个男青年已经走了，谁想到身后却飘来烟味。他抽的烟里有股铁锈味儿，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都宝？”我回过头来，问他烟的牌子。
“你抽么？”他把半盒烟递给我，“买卖不成仁义在么。”
这种烟很便宜，两块多钱一包，我小的时候，总看到蹲在中学门口那帮小痞子抽这种烟。我接过一根，他给我点上。挨完打再抽一根“都宝”牌香烟，人生就是这么容易满足。
抽完烟他又问我：“真不铲了？”
“真不铲了。”我说着爬起来，疼得几乎站不稳，“你要真心帮我，用自行车把我带到校门口的日式料理餐厅去吧。没事儿干的话就一块儿吃饭。”
“挨完打，吃一顿，气儿就顺了？”
“对我来说很有效。”
“别人越打越肿，你越打越肥。”
那天中午，我伤痕累累地坐在“梦露”餐厅里，享受了一顿悲情的饕餮之宴。我一共吃了三碗牛肉饭、两份炸猪排、三碗酱汤。坐在我对面那位叫张彻的年轻人更有魄力，比我还多吃了两碗茄子肉沫饭。吃完之后，我们像两个孕妇一样挺着肚子，一人一根“都宝”香烟。
张彻告诉我，他住在学校边上的一间地下室里，靠替人铲仇为生。每天一清早，他就来到师范大学，在林荫道上、教学楼里、宿舍区里乱转，看到有人打架，立刻跑过去，耐心地等着人家打完，然后凑到失败者跟前问：“用不用铲仇？”一次收费一百块。
有一段时间，他还打算印一些名片，上面写着“专业铲仇，服务上门，迅速高效，保守秘密”。但打算在学校里分发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自己没有联系电话，只得作罢。
我问他：“生意好做么？”
他说：“三天不开张，开张顶三天。最多的时候一天铲俩，还有的时候半个月也碰不上一个打架的。”
2琴声 （2）
“这次和上次隔了多久？”
“一个星期了，每天就吃两包方便面。烟也是从小卖部偷的。”
至于铲仇的手法，可谓令人击节叫好。武器通常也是一根又粗又长的链子锁，远远地看准目标之后，他便骑着自行车，冲将上去。两脚疯狂地蹬车，左手扶把，右手高举过头，呜呜有声地抡着链子锁，如同一架直升飞机。赶到近前，也不答话，手起鞭落，晴天霹雳一般砸在目标的天灵盖上。这一下子打上去，任他是谁，也会立刻躺倒在地，口吐白沫。而张彻一旦得手，立刻更加疯狂地蹬车，抄小道、钻胡同，甚至狗急跳墙，转眼之间，不见人影。
这样充满艺术感的手法，只有哥萨克骑兵可以媲美。
张彻看到我满脸钦佩，又问我：“要不要铲仇，要不要铲仇？”
我说：“还是算了。你要是没地儿吃饭，可以跟我凑合着吃。”
“你也是穷学生，那多不好意思。”
“也不请你吃什么好的。”
除了铲仇之外，张彻这个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问他：“你没有家？”
“当然有，不过把我轰出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看样子倒像是自己跑出来的。他补充道：“我也上过大学，不到一年就上不下去了。”
为什么没上下去，我不想问他。我认为自己也随时有上不下去的可能。届时别人问我为什么？我也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可以悬置不管，这是希腊先哲发明的办法。
当然，一个以铲仇为业的人也有铲不了的仇，那就是他自己被人暴打的时候。既打不过对手，又没有第二个提供此类服务的人，只能认倒霉。
每天工作时间结束以后，张彻照例会到师范大学的足球场上踢球。我从来不踢足球，也看不懂，很少去球场，所以从没见过他。
那天吃完足够喂饱一头牛的午饭以后，张彻提出要“业务学习”，也即到球场进行身体对抗。我既不敢回去找尹红，也觉得这么回宿舍不是个事儿，便答应和他一起去。我付了账，坐到张彻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吭叽吭叽地骑起来，浑身上下充满斗志。但他的自行车是一辆几乎和“星海”牌钢琴一样老的女式“凤凰”，嘎嘎怪叫，颠得我浑身上下的伤处此起彼伏地作痛。
“你这破车哪儿来的啊？”
“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我妈的。”
旋即到了足球场，下午艳阳高照，风在场边为数不多的几棵白杨树树梢疾速掠过，却也哗啦哗啦，如同深秋时节的响动。场上已经围坐了十来个人，年龄不等，还有几个逃学出来的中学生，都叼着烟，神态像这个年龄段所有逃学的学生一样，百无聊赖，蔑视一切。
“废话少说，分拨分拨。”张彻侧过车身，单脚蹭地，走了个半圆刹住了车。这车没闸，几乎把我沿着切线方向抛出去。
“我靠，你也来啦？”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夹着一颗烟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