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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比较“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9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号“洋车”赴颐和园。10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11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他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王国维的猝然投湖自尽，确实令人震撼，令人不解，令人一时回不过神来，以致我们现在甚至还能触摸到王国维沉甸甸的手稿的温热，闻到这位天才词人口吐莲花般吟诵诗词的芬芳。
这是一个贫弱国度的学人，试图在学业上效仿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乃至决定性的失败。西方哲学家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成为中国学人王国维的死因。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一种内伤。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又最为壮观，最为残酷。心灵上一旦被击败，还愁肉体上的败退吗？不战而胜之法，于心战中表现得何等触目惊心！
王国维身后揣测他死因者很多。中国古代只有两位大诗人自杀，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王国维。直到今天，还有这样有趣的现象：王国维之死养活了许多的人，正如举家食粥的曹雪芹身后之作却喂肥了无数人。王国维泉下有知，亦当窃笑了罢？
我们有理由期待，那些逆风飞去的失行孤雁们，将重新听到昔日比翼齐飞的雁群的召唤，在响彻云霄的鸿鸣中舒展长翅，归阵而来。
第十四章 孙殿英：东陵盗宝败身名
据《中国盗墓史》记载，中国历史有三次盗墓的高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在民国时期，孙殿英东陵盗宝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清东陵。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是顺治皇帝亲选的陵地。
位于河北省遵化境内的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占地78平方公里的15座陵寝，其中帝陵5座，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园寝1座，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5个皇帝，15个皇后，137个妃子，4个公主。全陵区以第一帝顺治陵墓——孝陵为中心，其他陵墓依次分列两旁。东侧有顺治皇后孝东陵，康熙皇帝的景陵；西侧有乾隆皇帝的裕陵及裕妃园寝，咸丰皇帝的定陵及咸丰皇后的定东陵。此外，在东南部有同治皇帝的惠陵；在大红门外东侧有昭西陵。
清东陵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58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五间六柱十一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被班禅大师赞誉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慈禧陵三座贴金大殿，其装修之豪华举世罕见，“凤上龙下”石雕匠心独运，祭祀大典、垂帘听政表演场面宏大，真空再现历史原景。
清东陵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老人乾隆，辅佐圣、世二祖的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扑朔迷离的香妃，还有咸丰、同治……这些曾主宰过国家命运，在清王朝政治舞台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人物，如今都长眠于此。
传说，大约在顺治7年的时候，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按照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顺治在亲政的那年，开始派人寻找“万年吉壤”，但天不于人愿。人们常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顺治皇帝一次带领群臣外出打猎的途中，他看中了一块宝地。
那日，当顺治帝和一大群的大臣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的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跃上了郁郁葱葱的凤台岭，举目四望之际，清朝顺治皇帝被眼前的景物迷住了：向北看，重峦叠嶂、群山蜿蜒；转身南望，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只见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腾涌跃，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央，一块坦荡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项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他来到一块向阳之地，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随后相中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随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全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足有一尺深。静默片刻，他庄重地向身旁群臣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黄天厚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当一切准备事宜完成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顺治帝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确是一块连后人都赞叹不已的风水宝地。
1928年夏，在孙殿英盗陵窃宝案中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首犯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孙殿英（1899—1947），名魁元，号殿英，马牧乡孙庄人。出身贫寒，自幼顽劣成性，年长不务正业，精于赌技，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开设赌局，贩卖毒品，坑骗钱财。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亲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13年，孙殿英入豫西张治公杆。后张招安为镇嵩军第二路标统，孙殿英跟该部张明当马弁，与张合伙挪用库银，走私贩毒，牟取暴利。不久，他见在豫西颇有影响的庙道会可以利用，掩护贩运鸦片，制造“红丸”，大发横财，购买枪支，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