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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初试新政
我已经暗下决心，要进行改革。 在中国，最难的事情，便是改革。因为改革，就必须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十分重要，甚至是你改革不得不依靠的力量。 我很清楚中国历代改革者的下场—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才使新法在秦国扎根，商鞅自己却落得个车裂的下场；宋朝王安石变法，虽然得皇帝大力支持，却终究没有成功，反被后世某些人评价：“不改要完蛋，改了完蛋得更快”；明朝张居正，生前显赫，死后却无比凄凉，被开棺戮尸；清代的“百日维新”，更叫人不堪回首。只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改革，取得不小成绩，但是直到我离开的二零零八，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也还在继续。 所以，我很清醒地提醒自己，不可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作为从一千多年后重生而来的人，我自然是懂得一些民主的。 不过我却未想对公元六一三年（阳历或者该是六一四年？我却不清楚）来一场民主改革。 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是大隋还不具备建立民主社会—不论是议会制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让生活在公元七世纪的人去理解什么叫做民主，是不可能的。 其实，很重要的，当一个人突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放弃了，去革自己的命，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且，对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流落”至此的我来说，皇帝的权力，是我最好的护身符，也是我推行改革的依靠。权力，实在是一件有魔力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的智商不是太低，哪怕是放牛娃甚至最底层的乞丐出身，一旦拥有，都不会轻言放弃，而个把月下来，居然也常常无师自通地使的有板有眼。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这一年多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即将到来的大业十年，确实称得上“形势一片大好”。 中国的古代，改革多是被叫做“变法”。不过我倒不想使用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名称，凡事重实不重名。我要实行的，是“大业新政”。中国古代的皇帝，要实行“新政”，一般是要“改元”—换个年号的，我倒觉得“大业”这个年号，其实很不错。 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决定大业十年开科取士，也就是所谓的“科举”。 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是从隋朝开始的，早在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开“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首开中国科举的记录。杨广登基后，更是在大业三年（六零七年）开设了“孝悌、德行、节义、操履”等十科，其中有两科，还是武举，并首创“进士”，确立了“依试策取士”的原则，使科举开始走上制度化。只是前两年，杨广一心都扑在讨伐高句丽上，以致有所荒废，而我这一年多来，因为缠身的事情太多，也还未曾顾及此事。 科举如果按现代的标准，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但是放诸一千四百年以前，它绝对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做官，不再凭借出身而是看重才能，普通人也可以有一条不需使用暴力就进入国家权力圈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很窄。 我之所以选择科举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是因为我需要一批“新官僚”，作为协助我改革的政治力量，与那帮注定会反对改革的“旧贵族”抗衡。同时，启动科举，虽然是革新吏治的第一步，但我预期它遇到的阻力还会小些，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隋两代皇帝三十年打下的基础。 当然，我的科举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以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的眼光，去看待科举，试图增强它的生命力。 我所设想的科举，名称远没有大业三年繁多，但涵盖的范围则绝对要广，包括文、武、农、工四科。 当然，从诏书下达，到科举举行，还需要时间，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隋朝制度，把地方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的吏部，并且本地人不得在当地任职，任期三年，不得连任。地方官每年要到中央“朝见”一次，汇报工作，而皇帝还不定期派出专使巡视。只是这两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经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制度，在公元七世纪而言，已经堪称相当完备，所以，在没有想好进一步的措施前，我也只是先重申这一制度，要求切实做好落实执行工作。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教育。说起来，中国的“官办教育”，在被称作一代明君的杨坚手中，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退步，倒是杨广这里，还有些起色。我下诏在全国各县，均办县学，“天下七岁以上男童，无论贫贱富贵，均可入学，所需由官府负担”。各郡设立“郡学”，在县学读书满三年者，其优秀者通过考试可升入，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生活上的资助，分文武两科，没有升入郡学的，各郡仍有“育所”，县学读书满三年者可自由入学，五年内教授工农两科，仍免学费。全国选皇家行宫二十所，其中十八所辟为“学宫”，在郡学修学满四年，通过考试获得“秀才”的学子，可以升入学宫，仍分文武两科，待遇更优于郡学，吃住穿等日常所需，均有官府承担。在洛阳郊外的显仁宫开办“东太学”，学宫的学子修学满三年，通过“乡试”获得“举人”，就可到“东太学”就读，不仅学费、生活费全免，每年还可以得到一笔补贴。举人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中了“进士”就可以被得到任命为从七品县丞或者相应文武官职的机会，优异者甚至可以得到从六品的委任。即便没有得到进士，也还有排队等着被任命为从九品至正八品的机会。 在西都大兴附近的一处规模比显仁宫更大的皇家离宫，开设“西太学”，却是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专收贵族子弟，学费也是全免的，不过却需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当然，这也意味他们的生活标准可以比其他学校高的多，甚至带奴仆读书，反正不用花国家的钱，主管教育的国子监还可以从中稍稍捞些银子贴补。这些贵族子弟当然无所谓考试，所派的老师，比起东太学虽然出身显赫，实际的教书育人的本领要差的多。西太学的学生读完书—如果他还可以读完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个“同举人”的名号，参加科考。 那些贵族子弟，如果确实有才干，在西太学读完书参加科考，取得进士，我当然也想一视同仁加以任用。而如果他更有毅力，愿意和普通人的子弟一样在东太学一类“平民学校”读书……西太学的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转入相应的县学、郡学和学宫，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绝对不容许搞特殊化，带个“保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的想法，那些纨绔子弟，如果想烂的话，就让他在西太学烂下去好了。 除了官办教育，我还下令鼓励民间开办学堂私塾，出来的学生，只要能够通过“乡试”，一样可以进学宫读书。
第三十一章 和尚造反
国子监原本是个不被重视的衙门，如今突然得到皇帝的青眼有加，办起事来自然是格外卖力，办学的诏书是十一月二十下的，到了十二月十五，居然就已经有了眉目。 场地许多是现成的，经费我也已经责令民部优先照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师。全国一下子要办数千所学校，需要的教师，不下三万，这个数字放在二十一世纪不算什么，一年光师范院校毕业的就不下此数，然而放在大业九年的年尾，那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招天下读书人—当然育所的老师是需要一些种田好手和能工巧匠，可不是些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另外学校还有教武艺的“体育老师”。 县学的老师，给予从九品到正九品衔，郡学和育所是从八品到正八品，学宫是从七品到正七品，至于太学，则可以从从六品到正五品。那时读书人最大的心愿，便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此一来，“师源”也不成问题了。 只是这样，办教育要花不少钱，虽然我划行宫为学宫省了不少银子，可是需要的开销仍然不在少数。不过我觉得，教育实在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哪怕再花钱，也要办好。除此之外，我还鼓励民间“筹资办学”，为县学、郡学和育所募集资金，下诏“助学者，一律褒扬”，也就是送个锦旗送个匾什么的，反正是惠而不费的事情。皇帝既然已经做出榜样，把自己的“别墅”都拿出来了，自然不少人“景从”。 我还干了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为我那未来的老丈人沈子方在“东太学”谋了个正六品“博士”的位子。老人家—其实“我”比他还大，不过总不忘自己其实还没有三十，他却满头白发跟六十来岁似的，我又准备当他的女婿，所以心底里早把他当“老人家”—在吴兴教书，那是很有好名声的，让他在教育战线上发光发热，于国于他于我，都不是一件坏事。 临近除夕，从西都的卫文升那里传来了消息。十二月十八，扶风郡（今陕西凤翔）一个叫向海明的和尚，自称弥勒佛转世，聚集一帮信徒造反，并且自称皇帝，年号“白乌”。这向海明在西都附近传教，已经有些时日，造反起事，倒也纠集了将近一万徒众。 对于向海明，我的态度和对待其他民变不同，这一年多，我实行“仁政”，加上卫文升也算廉洁干吏，西都的民生还算不错，正因为如此，是以他经营多年，追随者不过万人，比起刘元进的登高一呼就有十万人马，差的太远。 这向海明之流，绝非走投无路官逼民反的穷苦百姓，而是别有用心的“邪教”，何况西都又是国家的重地，我的态度，是坚决打击。 其实事情已经不必我操心，卫文升武将出身，明白什么是“兵贵神速”，早已经集结当地兵马，雪夜出击，和尚出身的向海明哪里是身经百战的卫文升的对手？十二月二十三就剿平了反叛，而今我接到的报告，已经是份捷报。向海明的白乌皇帝，前后只当了五天。 向海明，斩立决；主要骨干三百二十七人，流于东北和西南；次要骨干六百二十人，徒刑；胁从者着申饬后开释，着地方看管，不得串联传教、蛊惑人心，违反者处流刑。卫文升平叛有功，所部皆有犒赏。 忙忙碌碌中，大业十年的正月就来了。初一宫中的宴席，已经不如去年热闹—许多“小老婆”都被我“恩放”出宫了，元嫔又将生产，自是不便来，我原是叫沈莺来的，她却说不喜欢热闹，我知道她是有些畏惧那些“娘娘”们足以把她生吞活剥的眼神，也不勉强。 这样的“合家欢宴”，其实不过是个形式。一干嫔妃是各有心思，杨暕在夏天被处罚以后，见了我愈加缩头缩脑，小女儿和赵王杨杲以及几个“孙子”尚且年幼，大概算是这帮人中最能够体会“年”之意味的仅有的几个了。 宴席早早就散了，我留下杨暕，让他和萧皇后体味一下母子之情，自己只带了许安和几个侍卫去见沈莺。沈莺却不在“海棠别院”，我白日里已经“恩准”了她回去见父亲。沈府已经另备了酒宴，却是沈莺带着杜鹃和彩云亲手做的，倒比适才宫中的宴席更加对我的胃口。饭后和沈子方大聊兴学之事，愈加投机，不觉竟已经天明，才同了沈莺回宫，好在初二无须上朝，上午偷懒补了个觉，下午却和皇后商议良久，当夜自然就在皇后宫中住下。 我那日与皇后商量的，是两件事情。正月初六，第一件事情就先办了。 这件事情，却是和选择“接班人”有关。 皇后的长子杨昭，原本是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可是没用当皇帝的命，早早死掉了，二儿子杨暕又不争气，我在嵩阳宫中便已经告诉皇后不打算让他当皇帝。如此一来，最有希望的，就该是萧嫔的儿子赵王杨杲，或者元嫔即将出世的孩子—如果是个皇子的话。 皇后是个很贤德的女人，对于我放弃杨暕，她默然接受了，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失望，毕竟，杨暕是她唯一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