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26；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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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
萨特发现，实际上这些共产党人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假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时。他们在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后来萨特总结这一时期说，战前和战后他本来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而这些人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打交道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正因为他有这段同路人的经历，后来在1968年，他才可能继续介入政治并站在毛主义者一边。否则他会一直不关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萨特晚年说明他为什么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说：“为了参加这个党，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与虚无》，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我入党。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绝这一点，至少我必须写一些多少是按照党的要求特制的文章。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实是，我没有打算否定任何东西，首先是没有打算放弃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