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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Se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Se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Se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
这些气象兵同事都是萨特以前不认识的。他同这个叫皮特尔的关系很好。他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军俘虏，又都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但他同另一个同事彼埃尔下士的关系却不太好。彼埃尔也是教师，他隐隐约约暗示萨特，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的关系，而萨特并没有作出呼应，于是这位下士就对萨特暗含恨意。
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