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翔心房一阵扑动，走进X光暗室，只见那盏他十分熟悉的台灯下，是打开一半的《少女的性》，脚桶一边，她楚楚动人地站着，灯光勾勒着她丰满的肉体，她Ru房少女一般地挺立着，两颗｜乳头犹如鲜艳而沉重的果子。她的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块雪白的毛巾。
她暧昧地笑了：你想帮我吗？
孙翔这刻的意识已经空白，他甚至都回忆不起他怎样将X光室的一张手术床放了下来，他唯一记得的是他的手笨拙而慌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以及他的嘴唇急切而慌张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自此以后，在X光室暗房，孙翔与她整整幽会了两年，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偷情，一直到她提出要与那个“造反者”离婚，要与孙翔结婚。
这个时候，已经是富有生机的1977年。孙翔一心想着的是怎样进入高等学府，怎样尽快地实践他生命的梦想，而她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刺激已丧失了最初的强度，因此，他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个故事结尾的色彩有些暗淡。
某一天，她吃了大把的安眠药，但被人救活。孙翔赶去医院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心里与她进一步地拉大了距离。当孙翔考上上海某名牌大学之后，她的表妹找上了孙，要求孙的补偿。戴着“奥米伽”的孙飞翔，拿出了2000元摆平了他的地下爱情，也告别了源自1975年的城市风流。
5年以后，当我们的孙翔先生在某中学教书的时候，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盘问道：丁莎伦这人你知道吗？
在上海公安的嘴里，孙翔隐约知道她已经有可能堕落成为一个暗娼，孙翔基本如实地告诉了警察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他隐瞒了她的身体带给他的疯狂感受。
后来，孙翔听说这个拿去了他的童贞的女人去了外国。有时，孙还会在梦中与她相会，并且，总是在她25平方的大房中，总是看见她向他招着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这么说：来吧，过来吧。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1）
1980年4月，上海迎来她新生命的轮回。
尽管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特巴来说，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象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
中国的肥皂将衣服洗灰了。
水硬，一加仑水放在咖啡壶中，过滤出拇指大小一团的钙、煤沙和其它矿物质。
詹姆斯·斯特巴可能说得完全正确，以他美国人的眼光。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的视角与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眼光中此刻看到的是一种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食品，它就是浓香四溢的茶叶蛋。
同年7月12日，一家叫作“味美馆”的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私营饭店而写入了上海的“七情六欲史”，到了1982年的3月6日，曾经作为“十里洋场”象征之地的南京路，出现了对昔日“不夜城”呼应的夜市。
4月间，电视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宠，每个家庭都将它看成必备之物而努力地争夺着，从这时起，上海进入了“电视时代”。
随后是西装作为一种时尚之物被上海男性青年所青睐，而黄金饰品则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女性疯抢。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对这种疯狂的一种说明：上海第二机电局某企业中的一个上海小青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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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自此以后，杨炳荣的单位、家人全都失去了他的消息更不知他的下落。
转眼十一个春秋过去了。在长久的等待中，杨炳荣的家人经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杨炳荣的单位也在1979年2月按照非正常死亡发给杨家属丧葬费、抚恤金以及一次性补助费共1900元，杨的儿子由农村顶替杨炳荣进厂。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
唯有杨炳荣没有放弃。我们可以设想他在上海之外二百公里之处怀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心情，还能设想他怎样渴望着回到上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
又是几个春秋由指缝悄然流逝。当中国大地解冻的信息蜿蜒曲折地传递到江苏如东，杨炳荣一定被深深地触动，在度过我们不知的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后，怀着惊恐不安的心情，他于1982年9月下旬回到上海的家中。
那一刻距离他的出走已有整整一十七年。那一刻，绝对富有戏剧色彩也绝对充满悲剧感觉。
呼吸在这一瞬间可以想像的停止，时间在这一片刻也可以想像的凝固，唯有痛楚、惊讶、不可思议以音乐的方式绵绵不绝地一路而去，还有着的便是心跳，地球一般地一路沉重地博动。
一个“死亡”了的上海男人，在十七年之后越过生死界线而重回人间，这种情状对今天的“哈日”、“哈韩”以及“哈法族”没有任何意义，但有必要说明，正是这个“死后重生”的人，在肉体和精神这双重意义上，再生了今天所有的“哈日”、“哈韩”和“哈法族”。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2）
在“中美建交”、“杨炳荣死后复生”这些过于凝重的事件之后，时代进入1980至1984这五年之间的文化界域。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1）
文化复兴这时已成一片汪洋大潮。
继《伤痕》、《于无声处》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她悲壮而又悲情的井喷，这种“井喷”的力度稍后便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歌德派”与“缺德派”的直接交火。
1979年年末，《青年一代》在上海创刊。
对拥挤在文学小道的上海青年来说，这本杂志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对于上海数以万计、十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普通青年来说，它不蒂是圣经的诞生。正是通过《青年一代》，上海的普通青年获取了他们渴望的人生知识、基本美学。当《青年一代》开辟了它的《道德法庭》之后，上海的男女青年在这个“法庭”上更将面对他们在两性问题上的全部困惑，也将在这个“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两性立场：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情感良民？还是做一个传统社会的欲望反叛者？
紧随着《青年一代》之后出版的是《文化与生活》。这或许是上海第一本有关时尚的杂志，在它出版的最初日子里，它的叫座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出版就被抢光。
《文汇月刊》的出版也对上海有着深刻影响。
如果说《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收容的是中国上海进步青年和前卫青年，那么，《文汇月刊》收容的则是中国上海的文学青年，当然，它更在意中国大陆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们很快就读到了###、麦天朔之流的作品，他们在仕途上的壮丽抱负现在被充分地发泄在了所谓的报告文学上，以长歌当哭的情感方式，中国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将当年范仲淹大夫的痛苦用现代文学体裁不可遏止地表达了出来。
刚好是一年之后，一张深刻地影响了上海气质、上海精神和上海生活方式的报纸得以重新出版，它就是妇孺皆知的《新民晚报》，老上海时候便已流行的一句“新民晚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的民间谚语在城市中又获得了广泛传播。在一个刚刚解冻因此消费水平非常底下的社会中，上海的主流市民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每个夜晚，晚饭之后，凡是电视机还没有进入的家庭，他们的主人必定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带着一天下来有些放松的心情，阅读着《新民晚报》。他们的认真程度可以从这个细节得到佐证：不放过《新民晚报》中任何一条消息，甚至不放过中缝百来字左右的一则商品信息。
在艺术领域，八十年代早中期提供了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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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日，一个叫作《丝路花雨》的歌舞剧毫不含糊地倾倒了上海市民。
1981年，由法国人在上海主持了一个颇带刺激性的展览：《性的自然史》。
同样是法国人，但在稍早时候，让·雅克带着他的令人惊诧的电子合成器来到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一定没有忘却当年在上海体育馆的那番审美感受：
优雅的法国人坐在场子中央，他的面前是那台对整个上海来说显得神秘兮兮的电子合成器，更其神秘的蓝色激光在舞台上方以交叉的形式呈现着，那蓝色的光芒即使在23年之后仿佛还浮现在了人们的面前。音乐响起，多少远古的秘密正在节奏、旋律中悄然出现，空间显示出了###的向度，空气变得透明并且质感，你慢慢地升腾，似乎正在星际间作着穿梭，在奇异的冥王星与恐怖的木星间飞快地游走。
一直要到十多年之后，上海才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蒂利娜”的旋律中再次回忆起当年的让·雅克。但是，后者在1980年给予上海的那份透明的、空气的、玄妙的、物理的音乐感觉，此刻已荡然无存。世俗社会以它超常的妩媚、甜蜜的节奏，让我们再也体会不到星际旅行的那份奇妙无比但战战兢兢的外太空之感；一直要到24年之后，让·雅克才重返了中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紫禁城下再次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他的“空气般透明的音乐”，但他并没有来到上海，并没有让当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重温他音乐中的沧海桑田。
说到音乐，便会逻辑地提及电影，这个悠久地统治着上海男女视觉历史的强大媒体。
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左派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上海，但尽管左倾不够但在对待“苏联修正主义”却异常硬骨的罗马尼亚，以及奉行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了对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影响。
《巧入敌后》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南斯拉夫的电视剧，很多年以后，当年的青春男女或许早已忘却了剧中的诸多情节，但他们还是记得剧中配乐的独特节奏。
《桥》让上海的青春男女百看不厌，他们中的不少人耳熟能详党卫军上尉霍夫曼给被抓捕的游击队员看手相的那个情景和那段精彩对话：
一个老兵，多年流浪汉，并且到过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