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的墙上除了各种漫画外，还有几行大字：“没有枪就没有乐趣（No gun，no fun）”，“没有杀戮就没有刺激（No kill，no thrill）”。
威士维尔的魔堡（21）
伍其达说：“这是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长官们总是教导我们‘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No pain，no gain）’，后来我们就编出了这些顺口溜。” 当律师问及他与莱钠德·勒克和柯拉拉·勃拉兹的关系时，伍其达说：“我和他们比和我的在香港的生身父母更亲近。我知道我的家人们很爱我，总是试图送我进最好的学校，但是说实话，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感情，或者至少，他们不懂得如何与我沟通，如何表达关爱和亲情。当我遇到莱钠德和柯拉拉时，我终于有了一种归宿感，他们更像是我的亲人……莱钠德是唯一的我可以向他敞开心扉的人……我之所以做了那么多违心的事，只是因为我无法拒绝他。” 霞琳·翰纳珈用信任的目光扫过12名陪审团成员，开始了她的第二次总结性发言。 “谁也不能指责伍其达？一切都是另一个人的错？”霞琳·翰纳珈指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无声地播放着的“卡茜/白兰达”录像，“这些真实的画面比被告在证人席上的证词更能说明一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些明确无误的语言，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传达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而被告人伍其达对这一切根本就给不出一个明确无误的解释。”〓 “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涉嫌这12桩谋杀？我想，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路易斯·卡拉普在被告方的总结发言中说：“伍其达确实涉嫌绑架和迫害某些被害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莱钠德·勒克将要加害于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具体地参与了谋杀的行动。” 当提到那盘录像带时，路易斯说：“事实往往并不像它所表现出的那样。” 最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向陪审团指出：“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委托人，但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你们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伍其达是否谋杀或参与谋杀了这12名被害者？我相信，你们将会得出否定的结论。” 2月8日，12名陪审团成员进入审议室。 经过9天的审议，1999年2月24日，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12项指控中的11项“有罪”裁决：伍其达涉嫌谋杀六男三女及两名幼童的罪行成立。 唯一有争议的是关于保罗·卡司能一案。不少陪审员接受了被告方在法庭辩论中的陈述，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谋杀发生时，伍其达确实在犯罪现场，即那辆青铜色本田普利路德轿车中。 同年6月30日，法官约翰·瑞恩宣布，判处被告人伍其达死刑。 目前，伍其达被关押在圣昆丁加利福尼亚州立监狱的死囚牢里。 在1999年以前的14年里，加利福尼亚州各级政府填进“伍其达案”这个无底洞里的税收款，以及联邦调查局从国库中动用的资金，共计高达近1300万美元，其中花费最多的一年为230万。这还不包括加拿大方面的开销。 1999年10月23日，经法医波义德·司狄文博士提议，卡拉沃若警署和旧金山警署有关部门联合在圣安佐斯陵园举行了蓝山路遇难者悼念仪式。按照司狄文博士的设想，这应该是一个不事张扬的、肃穆而宁静的仪式，70多封请柬只寄给了被害人家属及本案的主要办案人员和一些证人等。 在前排就座的有当年最早着手此案的女警官艾琳·布鲁恩，此时她已是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拄着拐杖由孙女陪伴着到达殡仪馆。与她同行的还有汤姆·埃森曼，他也已56岁，两鬓斑白。 75岁高龄的原ACE五金木材店店员约恩·凯尔斯是由一名警员专程开车送来的。其他的与会者还有丹尼尔·崴特、约瑟夫·罗丹、巴勃·邦宁，以及达勃斯家的邻居芭芭拉等等。 公诉人霞琳·翰纳珈也收到了请柬，她因病住院不能出席，托人捎来一只硕大的花圈。 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一天无疑来得太晚了。克劳德·巴拉迪署长和法医泰利·派克博士等已在这漫长的14年里相继谢世。 卡拉沃若警署出资9000美元买下了一座黑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请当地一位诗人撰写的： 在威士维尔的山林里 我们找到了你们—— 失去的亲人们。 你们的肉体 在黑暗的地狱里死去， 但你们的灵魂 将在光明的天国中永生。 安息吧！ 谨献给： 1984…1985 威士维尔大规模系列谋杀案的受害者们。
人世与坟墓之间（1）
1985年6月8日，星期六，得克萨斯州堪博诺城。 傍晚时分，人们看见几名警员用黄｜色警戒线围定贝蒂·露·彼茨家的园子，连同附近的街区都圈了进去。一辆大型平板卡车拉来一台推土机，消防队也送来了超强照明系统。不久，大队警察开到，连带捎来了无数的记者。 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贝蒂的近邻们以知情者的口吻告诉众人，警方是要挖开前院那座井式花坛，因为那底下可能埋着贝蒂的第五位丈夫季米·彼茨。 指挥这场挖掘的是翰德森地区警署警探长里克·鲁斯和地区检察长办公室首席侦探迈可·奥伯林。这天下午，他们刚刚获得杰克·荷兰法官签署的搜查令。与人们——包括参战人员、现场记者和围观群众——的兴奋相反，他俩的心里更多的是担忧。这张搜查令可谓来之不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他们用以说服杰克·荷兰的只有传闻。况且挖掘和一般意义上的搜查毕竟不是一码事，倘若井式花坛下面没有尸体，法官肯定饶不了他们。 里克·鲁斯已经三天没合眼了，他一直在找人谈话，整理录音，核实证词。尽管如此，他仍然不需要咖啡因之类的玩意儿提神，用他自嘲的说法：“狩猎的狗不会感觉到身上的虱子。”警署的秘书打趣他说：“别忘了给老婆留张照片，否则她都不记得你的模样了。” 此刻，里克·鲁斯无奈地对迈可·奥伯林挥挥手：“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咱们动手吧。” 贝蒂家坐落于雪松湖畔的红崖环路，占地半英亩，合2000多平方米，四周围没有紧邻的街坊。其实这个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房子，不过是一辆长70英尺（约21米）的大号房车，也叫拖车式活动住房，停放在一片林间空地。房车四周种满了各色花草，前面便是那座井式花坛，后院还有一栋作贮藏室用的小木屋。园子的一侧紧靠一条流入雪松湖的小溪，园内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径通往湖边。 两天前的夜半时分，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掉了半个活动住房。从那时起，就有值班警员24小时监视这一片园子。 待推土机削掉井式花坛上半部的木围墙后，现场人员开始在剩下的两英尺高的砖基内挖掘。这是一种考古工作者式的挖掘。警员们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刨掉潮湿的红褐色泥土，不时用刷子或小扫帚刷净小石子或碎砖上的土层以看个究竟。警署摄影师不停地按着快门，速记员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所有的发现和每张照片的文字说明。 约摸1英尺深处，警员们的手指透过手套触摸到了布一样的东西，那是一条野营睡袋。尽管经过了将近两年泥水的浸泡和腐蚀，仍然能依稀辨认出外蓝内红的颜色。 专程从60英里以外的达拉斯赶来的法医查尔斯·林奇半跪在打开的睡袋前。已经变成深褐色的骨架的形状使人不难想象出，当年死者在睡袋中像婴儿一样蜷缩成一团，显然是在尸体僵硬之前就入土的。几绺棕色的头发还贴挂在颅骨上，原先属于鼻子的地方仍残留着已经腐烂的肌肤，还有那两排森森的牙齿和牙床，使那张骷髅脸庞挂上了一丝令人怵然的微笑。 查尔斯·林奇端详良久，他指着左眼上方一个圆圆的小洞，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弹孔。” 几天后，法医的验尸结果证实，这确实是46岁的季米·唐·彼茨的遗骨。 贝蒂一生中结过七次婚，前后有过五位丈夫。她的全名应该是贝蒂·露·唐纳凡·布兰逊·朗恩·斯诺科·巴克·彼茨。 贝蒂生于1937年3月12日，最早的名字叫贝蒂·露·唐纳凡。5岁以前，她和父母哥哥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烟草区”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一家很大的烟草公司，附近的农田都种上了烟叶。在贝蒂童年的记忆里，她几乎没有吃过牛奶和新鲜蔬菜。破旧不堪没有暖气的住房使贝蒂整个冬天都在感冒发烧。挣扎在贫困中的贝蒂十分向往另一种生活，那是农闲时去有钱人家做佣人的母亲向她描述的一个铺满天鹅绒的世界。多年后，当她有了自己的房子，即那辆房车时，贝蒂居然能够于凌乱拥挤中挪出一个角落，在那里放上一张铺了厚重的蓝色天鹅绒桌布的小圆桌，再摆上一只花瓶和常年的鲜花。 后来，唐纳凡家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丹维尔，贝蒂的父母在一个棉花厂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终于住进了带暖气的房子。那年冬天贝蒂出麻疹，连续的高烧使她双耳失聪，听力减退，并严重地影响了她后来在学校的成绩，以致四年级时贝蒂留级一年。 贝蒂8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弟弟基米，两年后，妹妹吉蒂也相继出世。又过了四年，没有任何先兆，母亲突然神经失常。不久，父亲开始酗酒。 这一连串的变故使贝蒂再也不愿意在家里呆下去了。所以当15岁的她遇到18岁的罗勃特·弗兰克林·布兰逊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嫁了出去。那时她刚念完九年级（初三）。 一年后，生下大女儿费怡不久，布兰逊家那个幸福温柔的新娘便没有了，代替她的是一个永远牢骚满腹，永远怒气冲冲的女人。特别当贝蒂看见她以前的同窗好友们依然进出于舞厅影院，穿梭于派对球赛，在为早逝的青春感叹之余，便把一肚子的怨气都泼到了丈夫身上。为了讨太太欢心，罗勃特离开他原先工作的拉链厂，到船坞找了一份重体力高工资的活儿。然而，这还是没能拴住贝蒂的心，这对年轻夫妻很快就分居了。
人世与坟墓之间（2）
带着女儿回到娘家的贝蒂终日心情烦闷，她只知道她失去了什么，却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六个月后的一天，贝蒂吞下两瓶安眠药，但自杀未遂。娘家人赶紧通知女婿把贝蒂领走。 第二年，二女儿康妮出世，罗勃特也在得克萨斯州找到一份建筑业的工作，于是举家迁到达拉斯东南郊的莫司奎特。在这里，布兰逊家迅速扩大，四个孩子接踵而至：1959年，三女儿雪莉，1962年，四女儿斐丽，1964年，大儿子小罗勃特，昵称罗宾，1966年，小儿子波比。 这时的贝蒂才不过29岁，仍称得上面容姣好，特别是她的腰身，一点儿也看不出生育过六个孩子。贝蒂把最大的两个女儿训练成家里的小保姆，自己则越来越频繁地外出取乐。终于，在多次警告之后，1969年的一天，罗勃特·布兰逊正式提出离婚，不久便与一位年轻女人组成了新的家庭。 贝蒂后悔了。她反复地告诉孩子们她仍然爱着他们的父亲，并将罗勃特的照片一直保留在床头柜上。 后来她的孩子们也说，尽管贝蒂再婚多次，却再也没有像从前和罗勃特在一起时那么快乐。 二女儿康妮说：“我对母亲的美好记忆都是在父母离异之前。那时的妈妈真的是很努力地想做一位贤妻良母。每当父亲上夜班时，她都在睡觉之前重新化妆，使父亲即便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回到家里，看到的仍是一张整洁漂亮的脸。” 离婚后，六个孩子都归了贝蒂，罗勃特每月付350美元抚养费。经济拮据使得贝蒂整日忧心忡忡，但这并不妨碍她依然浓妆艳抹衣着时髦地泡酒吧、逛舞厅。不久，费怡步贝蒂的后尘，在15岁时匆匆出嫁。 几年后，贝蒂把10岁的斐丽和8岁的罗宾送到他们的父亲和继母家中，临别时，罗宾哭着说：“妈妈，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家？”贝蒂说：“很快。”谁也没想到，这个“很快”竟是10年。 贝蒂家继续解体。康妮搬到了姐姐费怡的住处，雪莉则是东家三天、西家五天地打游击。只有小儿子波比一直跟在母亲身边，他长得也酷似母亲。 1970年年初，贝蒂遇到了比她大7岁的油漆工比利·约克·朗恩，两人很快就论及婚嫁。这时候贝蒂开始发福。为了在7月份的婚礼上显得漂亮，她让医生给她开了减肥药，并超剂量服用，以为用药越多效果就会越好。殊不知，这在给她带来失眠、头痛等副作用的同时，贝蒂的脾气越来越坏，结婚没几天两口子就开始打架，比利经常揍得她鼻青脸肿。不到半年，贝蒂的第二次婚姻便告结束。 然而，她和比利之间那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