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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休拉抚摸着他，跟他调情，但是他知道，她希望对他发生作用，最后把他的生命彻底消灭。她并非和他一条心，她是反对他的，可是她这样跟他调情，这样在公开的日常生活中对他表示无比的崇拜，使他感到十分满意。
她使得他完全忘乎所以了。他们已经是一对情人，以一种年轻人的、浪漫的、几乎近于疯狂的方式相爱着。他给了她一个小戒指。他们把它放在莱茵酒里，放在他们的酒杯中，然后她喝一口；他喝一口。他们这样喝着，直到最后，那戒指在酒杯底上完全露了出来，然后她就拿起那镶着普通宝石的戒指，用一根线拴起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向她要一张照片。她拿着五个先令无比激动地跑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结果却给自己照了一张非常难看的照片，她的嘴完全歪在一边，她觉得这实在太妙了，因而对它十分欣赏。
他过去只曾看到姑娘的活泼的脸。这张照片使他看着很难受。他保存着它，他永远记得它，可是他简直不愿再看它一眼。那张清晰的无所畏惧的脸显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这神态简直使他无法忍受。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她的心不是向着他的。
接着，英国在南非对布尔人宣战了，于是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慷慨激昂。他写来信说，他可能也一定得去。他还给她送来一盒糖果。
听说他要去打仗，她感到有些晕头转向，也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这种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节，她在她所读过的小说中已曾多次见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她似乎依然难以理解。在一种无比兴奋的心情下面，似乎掩盖着一种厌倦和深刻的失望情绪。
不管怎样，她仍然把那些糖果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在她上床以及早上起床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吃着。在她这样做的时候，她一直感到很不安，甚至觉得可耻，可她就是不愿意让别人一起分享她的糖果。
关于这盒糖果的事，到后来很久她还不能完全忘怀，她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独自一人把它吃掉呢？到底为什么？她并不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只是她知道，她应该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她没有办法拿定主意。现在那盒糖果已经完全光了，可是它却还离奇地像个纪念碑似的立在那里。这是她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她对这件事应该怎么想呢？
关于战争的一整套说法都使她感到不安，十分不安。当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彼此进行战斗的时候，她却感到仿佛整个宇宙的支柱正在嘎嘎作响，整个世界很快就会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里去了。她老是会有这种可怕的坠入无底深渊的感觉。可是当然，关于战争还有那么一套人造的浪漫主义的迷信思想和荣誉观，甚至什么宗教意义。她完全给弄糊涂了。
斯克里本斯基很忙，他不能前来看她。她并不要求得到什么保证，更不需要什么海枯石烂的保证。在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已经就是那样了，现在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誓约再有什么改变。她知道，对基本的现实，她本能地是完全信赖的。
可是她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感觉。对此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她模糊地知道，这世界向前滚动和撞击的巨大力量，是那样阴森、笨拙、愚蠢，可又是那样巨大，所以一个人几乎会像一粒尘埃一样被冲到一边去。无能为力，完全无能为力，像一粒尘埃一样在空中滚动！可是她是那样急切地希望自己能进行反抗，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进行战斗。可是同什么战斗呢？
她能够用她的双手和大地战斗，把地面的小山都给敲打平吗？可是，她心里一直想进行战斗，要和全世界战斗，而她可以用来进行战斗的武器就只是她的那两只很小的手。
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圣诞节再次来临———雪花莲又一次开放了。在科西泽附近的树林里有一块很小的洼地，那里长着很多野生的雪花莲。她用一个盒子装了一些雪花莲寄给他。他马上写给她一封感谢信———他似乎非常感谢，而且对她十分思念。她的眼睛越来越变得像孩子一般，充满了迷惘的神情。她就这样带着迷惘的心情一天一天过下去，无能为力，完全听任眼前一切事件的摆布。
他忙着执行他的任务，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所进行的工作。在他的心和他的自身的最深处，他那有所抱负，曾经为自己的成就抱着极大希望的灵魂已经死去，已经变成一个死胎，成了他的子宫中的一个难堪的负担。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权力把他的个人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个人的自身又能算得什么，他不过是那巨大的社会建筑，他的民族，整个现代人类中的一块砖瓦罢了。他个人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处于次要地位。那总的形式必须得到保证，决不能因为个人的理由使它中断，因为没有任何个人理由比它更为重要。个人之间的情义又算得什么呢？一个人必须对那个整体，对那复杂的人类文明的伟大体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那才是根本。那个整体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分子，个人，却毫无重要性，除非他能够代表那个整体。
斯克里本斯基就这样丢开那姑娘干他自己的去了。他去为他不得不卖力的工作卖力，忍受着他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没有任何怨言。对他自己的内在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亡了。他不可能在死亡中再复活过来。他的灵魂已经躺在坟墓中。他的生命则是躺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事物的秩序之中。他仍然保有他的五种官能。这些官能仍需要得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代表着那伟大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现在仍存在的生活观念，从这方面来讲，毫无疑问，他仍然还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的关键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凡是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可以成为他们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的东西，也就是个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每一个人必须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国家，尽一切力量去谋取全民族的最大的幸福。一个人也许可能改善他的国家，但是他永远也不能忘记，一定得注意保证它不遭受到任何危害。
但是，没有任何全社会的最高幸福能够使他的灵魂获得真正的满足。这一点他完全知道。可是他不认为个人的灵魂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他相信一个人只有在他代表整个人类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他看不出，他天生地没有具备那种智慧能让他看出，现在大家所说的社会的最高福利已经不再是一般普通人的最高福利了。他想着，既然社会代表着数百万人，那么它的重要性一定要比个人大几百万倍。他忘了这个社会不过是由许多人形成的一个抽象概念，并不是那许多人本身。现在这种全社会的抽象幸福的说法既然已经变成一种对于一般有头脑的人来说既无鼓舞作用也无价值的公式，那么这种所谓的“普遍幸福”，只不过变成了一种大家都感到厌烦的东西，它只能代表比较低级的一种庸俗的保守的唯物主义。
而且，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讲的不过是一切阶级的物质上的繁荣。斯克里本斯基并不真正关心他自己的物质方面的繁荣，如果他一文钱没有———那好吧，他可以设法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因此，让他为了其他所有人的物质繁荣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又怎么可能从中求得自己最大的幸福呢！对于一件他自己看着极不重要的东西，他无法想象，他为什么应该为了使别人得到它而作出一切牺牲。而且还要让他认为，那对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噢，他说，你一定不能从那个角度来理解整个社会。不———不———我们知道整个社会要求的是什么———它要求一切具体的东西，它希望有优厚的工资，平等的机会，较好的居住条件。这才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它不需要微妙的或者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非常清楚的———永远记住每一个人的物质的当前的福利，如此而已。
所以现在，斯克里本斯基的心似乎完全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思想所占据。这使得厄休拉越来越感到恐惧了。她感觉到，他似乎不得不屈从于全然无望的东西。她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灾祸马上就要临头了。一天又一天，她总是那么紧张地担心灾祸的来临。她变得忧郁、惶恐不安，并有些近于病态的敏感了。当她看到一只乌鸦在天空缓慢地拍打着翅膀的时候，她也会感到很痛苦，因为那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这种不幸的预感最后变得那么阴森，那么活灵活现，她感到自己几乎已无法活下去了。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情况最坏也不就是他走开了吗。她为什么那么关心，她到底怕些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有一种阴森的恐惧感始终占据着她的心。当她夜晚走出去，看到天上的几颗闪着亮的大星星的时候，她似乎也感到害怕。白天里，她总随时想着可能会有人对她提出什么控告。
三月里，他曾来信说他不久要到南非去，不过在他去南非之前，他一定要抢时间到沼泽农庄来呆上一天半天。
仿佛置身在一种痛苦的梦境中，她心神不安，神情恍惚地等待着。她不知道，她无法了解。她只是感到编织成她的命运的每一根线现在都绷得很紧，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她只是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有时偶尔哭一阵，一边还盲目地念叨着。
“我是那样地喜欢他，我是那样地喜欢他。”
他来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呢？她呆看着他，希望找到什么含有深意的表示。他没有任何表示，他甚至也没有吻她。他的举止让人觉得他仿佛只不过是一个很友好的普通朋友。这是表面的情况，可是在这表面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呢？她等待着他，她希望他能有所表示。
所以，整个那一天，他们都犹犹豫豫，避免接触，一直拖到黄昏时候。这时他大笑着说，再过六个月他就回来了，到那时他会把那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们。然后，他和她妈妈握握手，就此告辞走了。
厄休拉陪他走进菜园子边的那条胡同。那天晚上有风，紫杉树摇晃着，发出哧哧沙沙的声音。那风似乎总在烟囱和那教堂尖塔的边上呼啸而过。夜色很黑。
风吹在厄休拉的脸上，她的衣服完全贴在她身上了。这是一种阵发的起伏不定的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时，她仿佛失去了斯克里本斯基，在那漆黑而紧张的暗夜里，她无法找到他了。
“你在哪儿？”她问道。
“在这儿。”那个没有肉体的声音说。
她乱摸着，终于摸到了他。一股像电光一样的火烧遍了他们全身。
“安东？”她说。
“什么？”他回答说。
在黑暗中，她用她的两手抓住他，她感觉到他的身子又和她贴在一起了。
“不要丢下我———赶快回来。”她说。
“一定。”他说，用双臂搂着她。
可是由于他知道，她既没有为他所迷，也没有为他所制服，因而他身上的男性已经消灭殆尽了。他希望离开她。他知道，明天他就得离开这里，到一个真正完全不同的地方去过活，他反而感到心安了。他的生活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生活是在别的地方———他的生活的中心将不会是她的生活中心。她和他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他们是两个敌对的世界。
“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对吗？”她重复说。
“当然。”他说，他讲的完全是真话。不过他的态度只是表示一个人应当遵守已经说定的约会，而不是感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这时，她吻了他一下，然后走进屋里去，就此消失了。他心神恍惚地回到沼泽农庄。这次和她的接触使他很伤心，也使他很害怕。他极力退缩，他感到有必要脱出她的精神对他的影响。因为她可能会像站在巴兰前面的天使一样拦住他的去路，不让他朝着他预定的方向走去，还会拿出一把剑来把他赶进荒野（这里所讲巴兰和天使的故事见《圣经·民数记》第22章）。
第二天，她到车站去给他送行。她老看着他，她一次再次地走到他身边，可他总显得那么奇怪，那么消沉———无比的消沉。他是在全力思索一个什么问题。她想这大概是他看来那么消沉的原因。说来实在奇怪，他简直仿佛完全不存在了。
厄休拉摆出一副沉静的苍白的脸站在他身边，他似乎根本不愿意看见她的脸。在生命的根深处似乎存在着某种羞辱感：一种为她而感到的冷酷和难以忍受的羞辱。
在车站上，聚在一起的这三个人十分引人注目；这姑娘戴着皮帽子，穿着橄榄色的衣服，帽子上还飞着长长的飘带，脸色苍白而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丝毫不肯屈服，孤独地站在那里；这个年轻的军人戴着一顶揉皱的帽子，穿着沉重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