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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其实由两个故事构成，一个是盗窃犯的故事，另一个是杀人嫌疑犯的故事。前者写青年阿根，曾与小偷一道作案，分得三吊大钱与一件半旧的青绸女夹袄，胆怯而忐忑不安，后又在北风谋冽的大雪之夜，他单独带着匕首，偷盗小烟酒铺的十二元现洋，一叠子铜元票。在窃取过程中，他听到五十多岁老板的笑声与病中老妇的呻吟，看到二十多岁少妇熟睡中的白脸与细眉。他的情绪变化多端，始而悲哀惶恐，继而妒忌、愤怒。及至服刑。之后，“仍有无限的感慨”、“颤栗与悲戚”。在王统照笔下，阿根不是浑浑噩噩的小偷。他有鲜明的爱僧，在被押解的路上，看到衣饰华丽的贵妇的“一笑”，心里骂着“不知耻的淫玩物”，；又因记起冬夜老妇的哭声，便痛恨那些巧言与伪行的魔鬼。对于那些庭丁、警察，他没有“少微露出一点乞求与望怜悯的态度。”他并不恐惧，反而流露出“冷酷与嘲笑的气概，甚至“用大而有斑的眼睛”，威厉地回敬警察对他的“注视”，而使警察“低下头去”。当他被关进又黑又阴湿的充满恶臭的小屋时，索性狠狠地吸气、吐气，“仿佛对于人间威权作消极的反抗。”他不守狱规，好反抗，时常激怒看守，而挨饿挨打。他蔑视那些叹气、抽咽、狗一般地趋奉狱卒的犯人，视为“没骨头的狗男女”、“猫窠中的鼠子。”他明知不可力抗，便打砖墙，打自己，充满了复仇的情绪。他根本不听假日“讲演员”“虚伪的鬼话”，在这无聊的时间，敢于细致地观察女犯的容貌、肤色与衣服，甚至端详个别人的肉型、发型、神态与眼光。他在狱中习木工，半年后出狱，成为一个有些知识的工人。后者写一个美丽的女囚，由同狱的刘老头转述，情节较前者简单，女犯姓许，二十岁。十七岁时被卖给布贩胡老头作妾。不到一年，胡老头的近五十岁的原配，一夜中忽然死去，她有嫌疑。胡老头后来被毒死，没有确实的证据，她有重大的嫌疑，加以无人替她辩护，被判“终身监禁”。人狱后，她被认为是“手段最辣，心里最厉害的人”，也是个“最聪明最彻底与能看得破一切的妇人”，一个“奇异的妇人”。初进狱，她不能忍受，说些厉害、狂躁的话。她成天苦闷，每天身上都有伤痕，也从不改悔。重病后，在教会女医生无微不至的护理与真诚的感化下，她的性情发生了变化，常向所有的人与一切的云霞、树才：、花草，以及枝头的小鸟微笑，从前的凶悍消失了。
这两个故事是独立的，也是平凡的，彼此本无联系。但作品却凭借“微笑”的细节，艺术地联结成一个新的故事一一充满痛苦、需要同情的阿根，被女犯无意的嫣然一笑所超度，半年监禁后，居然新生了。这就使故事脱逸“平凡”，别具新意。作品竭力渲染微笑的魔力，它使阿根觉也少睡，饭也少吃，慈得很多很远。它使阿根心境起了变化，过量的激动、悲酸、冷寞与人生的感触涌上心头。纵然他明白那俊丽的妇人向他微笑，“不是留恋的，不是爱慕的，不是使他忐忑不安的，更不是如情人第一次具有深重感动的诱引的笑容”，“只是这样的微笑罢了。”他的质朴的心有点惭愧。他“何曾有什么过度的奢望，他所诚心忧盼的，只不过是这么个微笑。”然而，这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微笑，却净化了阿根的灵魂。
为什么一个妇人的微笑竟能让一个小罪犯从此心灵得到净化？微笑就是“快乐”的表征，而阿根灵魂的净化，代表着他心理恢复了健康。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五十八节 快乐的人身体健康
2007年，99岁的文豪冰心与世长辞了。她在文坛上为我们创造了宝贵财富，在保持身心健康长寿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冰心的长寿得益于健康的人格、豁达的态度。她从不跟人计较，也不跟自己过不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善待自己。冰心曾说：“一个人最怕心病！”坦坦荡荡的胸怀和良好的情绪，是一门超级养生学问。
冰心老人心底无私，乐观豁达。她始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为教育事业多次捐款。她轻财利，从不计较金钱多少；轻名誉，从不为虚名所累。这种坦荡的胸怀，使她永远乐观豁达，不会忧郁成疾。
冰心老人热爱生活，喜爱活动。她小时候并非健康型。但她生*动，是出名的“野”孩子，登山涉水，出入兵营，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身体。解放后，她去各地参观采访，到世界各国从事文化交流。80年代她摔坏了腿，不能到户外活动了，但她仍然思维活跃，笔耕不辍，保持与外界的密切联系。冰心老人身心都处于和谐、进取的状态中。
一辈子把爱心倾注在儿童身上的冰心老人，在她94岁时，对儿童文学工作者说：“小孩子除了身体要好，最重要的就是心理要健康，要让他们读健康的书，看健康的报，听健康的音乐。”儿童应如此，青年、成年人何尝不该如此呢！
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快乐的人常常身体也很健康。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五十九节 痛苦的人充满绝望
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是以都市暗娼为题材的文学名篇。民国初年，感化院女工宿舍的地铺上，孤零零坐着暗娼韩月容，望着窗外的月牙儿，她思绪万千。小时候，去世的父亲被人放在一口破棺材里抬走了。送葬时母亲那一声声惨绝的哭喊，她至今记忆犹新。以后，母亲给人洗衣服，一闲下来就坐在院子里发呆。八岁的月容懂事了，母亲当掉家中所有的东西来维持生计。有一天，一顶大红轿子来接母亲，此后的那段好日子使她终生难忘。新爸爸供月容母女衣食，还送她去小学校读书，可是，好景不长，新爸爸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母女俩一下又陷入衣食无着落的困境。母亲找不到工作，唐婶来找母亲说事。一天放学回家，她看见从母亲屋里走出一个猥琐的男人，那狗男人还上前调戏她，月容一气之下搬到学校去住。过了几个月，母亲来学校找月容，含泪告诉她自己又要嫁人了，月容没有原谅母亲。月容小学毕业了，当她在社会上经历了一次次的磨难后，才慢慢理解了母亲。月容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叫高俊生的男人主动为她安排住处，陪她散步，还答应一定帮她找个好工作，月容以身相许。当她发现高俊生是骗子时，只能忍气吞声一走了之。月容来到春园楼当女招待，一个叫康先生的人用花言巧语想占有她，月容反抗挣脱，但为此而丢掉饭碗。月容遇到高俊生的妻子，从高妻的话中她悟出了一个道理：体面和道德是有钱人说给别人听的，对穷人，填饱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月容终于走上了与母亲相同的道路，她从各种各样的男人身上拼命地挣钱，然后悄悄地给已经沦为乞丐的母亲送去，后来月容染上花柳病，凄凉地躺在床上等死，母亲闻讯来到她的床前，母女俩抱头痛哭。新区长上任，要扫清暗门子，然而新区长不是别人，正是调戏过她的康先生。月容被巡警抓进感化院，她宁愿在阴暗的牢房里永远住下去，因为外面并不比这里好多少。痛苦使韩月容对生活充满了绝望。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节 痛苦的人最不聪明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而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但孔乙己却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而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而他越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次碰壁，越是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嘲弄，就越是渴望在“高人一等”的幻想中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孔乙己那“高人一等”的幻想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越是沉迷于此就越可能丧失对社会与生活的抗争能力，越容易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那“高人一等”的“精神胜利法”又恰恰是阿Q、孔乙己们唯一的心灵避难所。——其实只要稍具理性，孔乙己就不能不对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念的虚伪与欺骗性有所认知，对自己凄惨的真实处境有所觉察，但他已习惯于像吸食鸦片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一双在短衣帮面前摆阔的手；一双替人抄书的手；一双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的手；一双用来蘸酒写字的手；一双用来罩茴香豆碗碟的手……”可以说明孔乙己或爱慕虚荣，或自欺欺人，或自命清高，或鄙视劳动，或心地善良……这双手是封建教育和封建文化毒化的结果，是控诉封建教育和封建文化罪恶的铁证。
痛苦使孔乙己变得十分愚蠢，不愿清醒地认识自己。
第十一章 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 第六十一节 痛苦的人最不幸福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小呼兰县，童年寂寞，受父母的冷落，1930年为反抗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其流浪生涯，从此再没回家。193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出版与萧军合作的短篇集《跋涉》。1935年，《生死场》被列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三出版。这部中篇把萧红带进文坛。
被誉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头之作的《生死场》以女性作家的直觉去感悟历史，用一种本真的、原始的、粗砺的文字，写20年代东北农村闭塞沉滞的环境和乡民悲苦无告的生活。这里，不仅有对历史的诘问，更有对乡土现实人生深深的忧虑。而作家童年被无视、受冷落的创伤性经验，也溶解在对乡土的沉寂、忧郁的描述中，形成萧红式的小说体式和叙述语调。
哈尔滨近郊的乡场上，到处挣扎着动物般的人群：王婆、金枝、二里兰、成业、麻面婆、罗圈腿、赵三、平儿、五姑姑和她的姐姐……有名姓的没名姓的人物，连缀着来。他们无目的地活着，无目的地死去。生命遵循着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的顺序重复轮转着，如一条混浊而平静的河流，汩汩流淌，无声无息，把生存简化为两在主题：生殖与死亡。他们可以为本能而让家里的女人一年生产两次，为一场口角而摔死无辜的婴儿，为一匹羸马而逼疯孤寡的老人。生命在无谓中繁殖，又在无谓中消失。萧红笔下，乡土人群生命目的之匮乏令人震惊。其次，作为一位女作家，萧红把她那副悲凉的笔墨更多地留给了女性。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结构中，女性别无选择地承担了灾难性的义务：妊娠、生育、抚养。东北乡场上的女性像蚊虫，像猪狗一样，一年到头，忙着生殖繁衍。生育给予她们别无选择而无以拒绝的痛苦，这种痛苦又是无偿的、无目的的、无意义的。
《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往“左翼”的路子上走，1935年至1936年写成的文集《商市街》，“以她个人独特的女性心理领悟力，紧紧把握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气氛和一般人所易忽略的细微末节，……她如数家珍似的叙述那些在她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1936年底，作品集《桥》、《在牛车上》等相继出版，其中《孤独的生活》等记下了她在东京的寂寞岁月。多数作品依然在写作家早年所熟悉的生活。1940年在抗战中她默默地到了香港。“她在英属香港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孤寂、惊恐而又重疾缠身，她几乎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在凄惶和疾病缠身的境遇中，她写了一生中最后的几部重要的作品，长篇《马伯乐》、《呼兰河传》，短篇集《小城三月》等。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终年32岁。
萧红的一生是痛苦的，痛苦的生活使她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