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阅读我所写内容的打印稿。按照这种模式，我从2005年12月开始，其中改了三稿，最终于2006年3月成稿。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管理他人。独自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每天早晨起床，我都要让自己走进写作的“小黑屋”里，迈进办公室的过程本身就不容易。不过，一旦我坐下来，我就文如泉涌。我能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氛和灯光非常随和，我的恐惧也随之烟消云散，不再害怕重新回顾过去。结果，你会发现，当你拒绝妥协的时候，剖析自己、解释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所以，我很顺利地写完了自己的故事。是的，惠普公司解雇了我，不过我是以无愧于他人的姿态离开了我掌管多年的公司。我知道我的行为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那也是我唯一的选择。
《勇敢抉择》一书的撰写，我乐在其中。2006年9月，这本书正式出版，并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这更让我心生感动。我接受了奥普拉的建议，不会过分地看重公众对自己的评论。在巡回售书的过程中，很多读者站出来告诉我，他们非常理解我的经历，并感谢我以亲身经历鼓舞了他们。这些人就是我的救世主，他们让我幸福，也让我变得更加强大。也许一个一帆风顺、毫无错误、平步青云的人生经历未必能引起人们如此之多的共鸣。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起起落落，当你能正视这些的时候，人们就会表露出他们对你的赞赏。今天，我依然能从全球各地的读者那里收到很多感谢信，感谢我写了《勇敢抉择》这本书。很多人依然手捧这本书，找我给他们签名。这些祝福和相遇都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
也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向我表达她们对这本书的喜爱和对我的谢意。很多职场女性告诉我，她们在和男同事相处的时候，都曾遭遇过类似我书中所写的性别歧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让我感到失望。这时刻提醒着我们，虽然我们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有大量的问题尚待解决。女性在商界、政界和社会中的作用和潜能远远没有得到发挥。女性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她们常常被边缘化。妇女和儿童仍然是贫困最大的受害者。更加悲惨的是，很多妇女依然在遭受着家庭暴力，是性侵犯、性奴役和强奸犯罪的受害者。
遗憾的是，女权运动常常被打上政治的标签，成为左翼激进人士的专利。我对于女权主义的定义是每个女性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无论她所选择的是在家里相夫教子，还是出来开创事业。新时代的女权主义已经从一种运动转变成为男女平等、和平共处，而非对立的社会共识，女性也不再需要政府额外的庇佑。我认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顶起美国乃至世界的半边天。如果我们想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建设更美好的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美国的男女老幼都应该乐观、自信地憧憬、创造未来，而不是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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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勇敢抉择》出版之际，传来了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调查惠普公司董事会的消息。惠普公司似乎雇用了很多私家侦探混进董事会，有些董事依然在向媒体透露信息。这些私家侦探的使命就是获得董事和记者的私人通话记录。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据说是为了找到在向记者透露董事会内部会议机密信息的董事会成员，惠普公司承认雇用了外部人员参与调查信息泄露事件，但是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辩称对调查者采用的这种手段以及其他企图追捕知情人的不法行为毫不知情。
美国国会也介入了这起丑闻的调查，决定召开听证会。我依然记得我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看着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出庭作证时的情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对当天的听证会也进行了数小时的直播。我看到之前的法律总顾问和其他证人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Fifth Amendment）的规定，拒绝出庭作证，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就在这场媒体风暴肆虐之时，我的书出版了。很多人写信询问有关惠普公司以及这次听证会的情况。甚至有些人直接问我，作为曾经的首席执行官，这种无耻的勾当是不是来自我的指使。有谁知道？我其实也是受害者。
离开惠普公司之后，我的电话就被监听了，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昔日的同事和继任者都成了美国国会的盘查对象，我心生悲凉。当初是因为背叛和机能失效导致我的离开，而今这种局面没有改善，反而越发严重。
我离开惠普公司之后的前5年，惠普公司的业绩非常喜人。我之前在惠普公司的努力工作终于有了结果。遗憾的是，这5年的时光被当时领导者鼠目寸光的战略思维戕害了，他们过分地关注短期盈利，使这家科技巨头公司无法在其赖以生存的创新上获得更多投资。人们对于领导和成功想当然的态度，往往需要血的教训才能得以改变。我一直认为，科技公司一定要在创新上下足功夫。当一个公司乃至整个国家开始戴着王冠，沉溺于过去取得的辉煌，准备安枕无忧地得过且过时，其实是在自毁前程。过去的辉煌并非预示着未来的成就。我们必须要靠双手创造新的未来。
就在本书成稿之时，惠普公司已经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迎来了它第4任首席执行官和第5任董事长。董事会几乎全员大换血，惠普公司也被一分为二。这提醒着我，当少数人手中掌握巨大的特权时，往往会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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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敢抉择》一书出版后的几个月，我获得了向美国各界人士演说的机会。虽然我按照出版社的意愿写了一本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书，但当我在美国各地的讲台上演讲时才发现，这本书与其说是我的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是描写商界形形色色人物的读本。多年的商界从业经历告诉我，是人在生产产品、在给集团带来利润。如果你不了解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为，也就意味着你无法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
我所合作过的很多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和软件编程师，都认为技术产业的人性是“软”因素，比起他们所做的工作，这种软因素没那么重要。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在巡回售书的演讲中，多次告诉读者，我看人时会有不同的视角。领导的本质是发现人的潜能。在这个方面，领导和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是要在特定的条件和已知的局限下，努力实现可能的成果。相反，领导则是从已知的情况出发，突破各种限制条件，改变事物的秩序，实现更多可能的过程。
有两个因素会影响领导者改变组织的能力。其一，人既向往变化，又害怕变化。他们对于即将发生的变革感到兴奋，又会对未知的情况心存顾虑。其二，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保持现状给了这些权贵人士独有的优势，因此他们会竭尽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保护现状。正因如此，任何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具有自满和裹足不前的倾向，常常拒绝那些试图改变原有秩序的领导者。
我在1999年入职惠普公司的时候，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惠普公司在硅谷有着悠久丰富的创新传统。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与戴维·帕卡德确立的公司宗旨：成就、贡献、灵活和创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惠普公司在创新方面的优势被弱化，整个管理方式从平庸最终沦落成为官僚主义的盛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惠普公司在各个竞争市场中的地位急剧下滑，除了打印机，几乎所有其他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处于垫底位置，我们的利润率也下降了一半。那正是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时代，而惠普公司却只取得了如此平庸的业绩。惠普公司的员工不再坚持惠普一贯的理念，开始以“惠普”这个品牌作为不去创新的借口。“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因为这样就不是惠普公司了。”当初积极向上、支持创新的公司文化逐渐失势，官僚主义逐渐盛行，不断地损耗着惠普公司的元气。
《勇敢抉择》一书主要讲述了我如何带领惠普公司的团队，通过创新，重现一个科技巨头公司昔日辉煌的历程。书中讲述了我为惠普公司规划的新蓝图以及与公司上下多种反对势力互相角逐的过程。在美国巡回售书的过程中，我不断讲述着惠普公司所发生的故事，又不断提出更多发生在公司以外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要解决美国当下的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惠普的领导艺术。比如，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就业机会就已经流失到了其他国家，劳动力薪水涨幅一度停滞。技术和全球化给当前的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说过，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就业机会而努力。我们不能把过去实现的经济领导力当作理所应当的情况。我们不得不通过每个行业的高效竞争、不断提升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唯有如此，我们的下一代和工人才能做好准备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还要改变美国的税制和监管环境，为企业创造全球最好的商业环境。所有的这些变化和投资都需要领导者深刻地理解一个事实：美国不能再沉浸于自己身为大国的地位和现有的成就了。简言之，我们必须要为了工作机会而奋斗，我们必须要让工人做好准备去迎接不断革新的工作任务。
很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也认为，我在惠普公司促成变革的举措，以及关注整个技术行业和全球化发展动向的看法，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个时候，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尔·海登邀请我出任外部咨询委员会主席；曾为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两任美国国防部部长服务的国防商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贝尔邀请我为他效命。前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下属、曾任密歇根州州长，时任美国国务院转型外交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恩格勒也邀请我和他共事。
这些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已经无一例外地意识到，他们任期内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所有人都害怕挑战，认定瞬息万变的局势会削弱组织从容应对、与时俱进的能力。他们知道繁文缛节和惯性思维是他们的大敌，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在变革方面有经验和全新视角的人，来帮助他们从外部打破机构官僚主义的桎梏。
海登局长要求我们顾问委员会集中精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作为致力于保密和情报工作的机构，如何能让美国民众看到一个信息透明、权责明确的体制，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尤其是在面对艰难使命和颇具争议的行为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技术系统如何在新时代进行变革，实现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通力合作，同时保证美国中央情报局能高效地破译并保护信息？在如此复杂的内部体制下，这一机构应该如何应对敌人利用最基础、无处不在的技术来进行有组织犯罪？面对21世纪恐怖活动的升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事雇用体制又该如何进行改革？
我们以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伊朗国家情报评估机构所做的一份总结报告为例，探讨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这份报告声称，伊朗已经在2003年停止了核武器开发，美国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伊朗并没有重启核武器开发的计划。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重大的误判。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最后，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话题最终落到了美国国家情报部以及这个新的强大的官僚机构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带来的繁重的、成效颇低的信息要求、管理指令和预算规定等问题上。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要求由转型外交顾问委员会来解决人员招聘、信息技术系统，以及该委员会与政府其他机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的协调合作问题。之后，我们审查了美国国防部内部一切变革所需要的审批流程。结果发现，这些流程几乎令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进。盖茨部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职责》（Duty）中也指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了解决方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勇的士兵们面临着绝望，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但就在这种时候，美国国防部却能心安理得地大量斥资以稳固五角大楼里的官僚主义作风。前线士兵与后备力量的比例跟以往一样混乱，虽然各级领导者都在绞尽脑汁地改变这一点。我们还开展了一项特殊的项目，旨在推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与商界的亲密合作，从而进一步实现美国在全球热点地区问题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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