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可行性与对策
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最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把“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体制。
至于可不可行？我们先得回到前面的两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统计（希望有关部门能做此项工作，意义实在不浅。），但是可以肯定，数量很大！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就“占总数一半以上”（星星的原话）。就我所知，学理工科的“转行”的不算太多，但学文科的，大多数“专业不对口”。
那么多留学生转专业，他们到底学得怎么样？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些人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拿得起，放得下”。其中，大多数是最终学有所成。学得最好的，有相当多是这些“专业不对口”的人。
学不下去的，退学的，一般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的问题。
美国的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专业，并作出申请。获准后，也并不意味着从此踏上不归路。如果学生感觉不适应，可以转专业，甚至换学校。
根据（大学仅仅是开始）一书统计，美国有30％的大学生改专业，许多人还不只改一次。
其实，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因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本上都能较快地调节到自己相对的最佳状态。
以我为例。我参加了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是先选专业、先填志愿才考试的。我不是那种善于考试、有考试急才的人，再加上心高气傲，志大才流，所报的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我落选了。77级没有我的份。
当时，还在当工人的我，写了两三个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团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自强不息“。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将招收78级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选了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寄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共系任副主任的姐姐。
据说，77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领导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了”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住宿条件下，要在某大学的附近找到一位愿意收留你又有能力收留你的亲戚，是最难的。感谢我住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好心的姨妈、舅爹、表妹、表弟一家人收留了我，得以到中文系插班当一名77级的”走读生“。
我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那些正式的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其时，78级的招生工作，特别是那些电影学院等提前招生的特殊院校，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
我到校”走读“刚一个来月，就接到北京电影学院转来的招生表。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允许转专业换学校，本人也可能像张艺谋那样，拍出个把（红土地》、（白玉米）之类的玩意儿。
到美国后，虽有选修电影课程的机会，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硕士课程选的是维拉诺瓦大学的”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博士课程修的是迈阿密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对口“是说不上的了，但聊以自慰的是不但博士课程拿了全A，还在读书期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某些专业，还特别要求”专业不对口“。如，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专业，不愿收人类学硕士生。理由是同一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太窄，不利于利用其他专业的知识为该专业服务。
这其中不无深刻的道理。许多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就是这样”杂交“产生的。君不见，鲁迅弃医从文，剖析人就特别深刻。
总之，根据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经验，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体制是可行的，是利大于弊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制度。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条：
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专业，并按所修学分交费。多修多交，少修少交。如果某门课不及格，还可以重修或另选。何时修足学分，何时毕业。此举不仅可鼓励能者多修课，早毕业，形成竞争，而且还可以鼓励有工作者边修课，边工作。
二、学生不仅可以选专业，而且还可以选老师。将老师的科研和教学推向竞争市场。
三、允许学生带一定的学分转学，允许学生在一定的学分范围内在不同的学校选课，以促进校际竞争和交流，鼓励不同的教学风格。
四、对一些不热门，但社会又需要的专业，国家可以多增设一些奖学金。
此项改革最可能引起的不适，是原以班组年级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被打乱。但只要加强和改进校舍管理，实行”学分制“的校园应该是生动、活泼而有序的。
可以肯定，对教学制度注入”学分制“的市场基因，将会把学校引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中国的学校里，一方面强调”专业对口“，另一方面却是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故在此。较详细地介绍如下。
美国的可借鉴经验
美国教育的又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拓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
桃李不言，下自成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学校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念。学校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知识的圣地。学生就要专心于学习，学有所成再谈论职业。
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后，特别是在大部分专业和学校不包分配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比起美国的学生，”职业“对中国学生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词汇，职业兴趣对学生来说不过是美好的未来、遥远的理想。学生们是一堆装在篮子里的鸡蛋，等待着社会来挑选。
中国的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往往多是出于无奈，考不上高中，只好找一所职业学校过渡一下，然后走人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干什么职业并不是由得自己决定的，得看机会。职业选择相当被动。上得高中的，一心只想挤进大学大门，奔个好前程，对将来的具体职业也还是两眼一抹黑的。那些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比起那些初中毕业径直进入职业学校的人来说要更不幸些。高中里的一个文理分科，把社会百业一分为二。学生们只为争取上大学而读书，待得茫茫然地被从高中抛进社会，同龄的先行者已从职业学校毕业进入了各行各业。这些后到者尽管有高中文凭，但却身无一技之长。识时务者赶快进个职业学校过渡，而那些不屑于进职业学校的，就只好抱着高中文凭站在社会的岸边，望”大学“兴叹了。能进入大学的幸运儿们，过去是不论专业选择还是毕业分配都无自主可言。如今多少有了些自主权，除了少数专业，分配是不再包了。找职业也就由得各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由于学生在学校期间，对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知之甚少，找起工作来盲目性较大，碰运气的成数却较高。
美国的学校从来就没有文理分科这一说。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注重学生未来的出路。严格地说，比起中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更注重对学生职业兴趣的培养。
我第一次听说”CareerDny“（职业日）这个说法，是矿矿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带矿矿去牙医埃佛先生的诊所做每年两次的洗牙。矿矿为埃佛先生画了一幅画，很细致地把牙医的主要工具都画了出来。
我开玩笑地对矿矿说：“等你长大了当个牙医也不错嘛。”
矿矿说：“爸爸，你知道吗？当牙医比不上当医生。”
“为什么？”
“当医生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当时我惊讶极了。小小孩子懂什么赚多少钱？
“是职业日那天，有一个牙医来我们班上说的。”矿矿见我的神情有点异样，补充道。
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在矿矿的学校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什么律师啦、拍卖行的拍卖师啦、汽车推销员啦、消防队员啦、警察啦、运动员啦、作家啦，等等等等。矿矿都曾在小学的“职业日”中领略过他们的“风采”。
当然，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活的？
美国人在问他人的职业时，不像中国人那么开门见山，一张口就问：“在哪工作？”或“干什么的？”
在一般的会面交谈时，美国人会很“含蓄”地问你：“Whatdoyoudoforliving？”意思是你靠什么生活的？其实，美国人这种问法更不文雅。
“怎样过生活”是孩子们需要从“职业日”学的很重要的东西。
孩子们看到的世界，绝不是只有文、理两个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矿矿的同学中想长大后当总统的有之，开货车的有之，当动物园饲养员的有之，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有之。
曾有一对美国夫妻以很平常的口气对我谈起他们的女儿的前途，说他们的女孩手挺巧的，如果能以剪发为生倒也不错。
中国留学生的孩子一般都在父母的影响下早早立了大志。
矿矿一年级时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由老师协助编辑，学生自写自画的小册子），在关于作者一页上写着：“矿矿今年六岁半。他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牛津市。长大了要当一名医生。”
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兴趣的变化，随着他对各种各样的职业的认识，他的职业兴趣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但是，层次却越来越“低下”。有一段时间，矿矿迷上了动物。他决心将来要找一个大天可以同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后来他又迷上了热带雨林，于是又发誓长大后就专门到热带雨林里去探险。再后来又迷上了电脑……
除了“职业日”的活动外，学校还不时给孩子们创造些机会，让他们能亲身实践一下社会的生存机制的运作，认识竞争机制的残酷无情。
五年级时，矿矿的学校搞了一个职业实践活动。这个与众不同的活动，是让学生来个关门办社会——全校200多个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公司”。别小看这个“公司”，假是假，但却“五脏俱全”。从公司的董事会到经理部，从产品的设计处到生产线，学生个个担当角色，人人参与其中。当小工的有之，当工程师的有之，当经理的有之。公司生产小图片，顾客也就是学生自己。用公司自己的货币作流通。
开始，我并不大了解学校搞这个活动的初衷，也就没怎么把此事放在心上，觉得不过是小孩子“办家家”的玩意儿。矿矿因为画得一手好画，被分去当了产品设计师，画些小鸡、小狗的让生产线的工人们复制。
活动刚开始时，矿矿还兴致勃勃地努力画些拿手的画，以显其才能。几个星期下来，矿矿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卖劲儿了。
一天晚饭时，矿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工作：“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画一张画才得10美分，可是那些董事会的人却可以拿50美分。他们可是什么也没干，只是坐在那开会。那些当工人的更倒霉，他们复制一张画，只得5美分……”
听了儿子的抱怨，我这才开始注意这个“办家家”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其他的孩子从学校这个活动中学到了什么？但从矿矿的抱怨中，我知道他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我当时半开玩笑地对儿子说：“记住，这就是现实社会，这就是生存竞争。”
四年级要结束时，天赋教育班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拍卖活动。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他们参加拍卖的本钱。拍卖的东西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对天赋教育班的捐赠品。
事后，矿矿曾绘声绘色地对我们讲起这次有趣的经历。
拍卖一开始，矿矿和好几个男孩就认准了一个电子游戏机的游戏卡，但那个游戏卡排在拍卖单子的后面。那些男孩们耐不住诱惑，东要西要，等到拍卖那个游戏卡时，多数人把分数都花得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卢森堡的男孩沉得住气，矿矿也不动声色地注意到了这个足球队的队友。他俩都同时看上了这个游戏卡和一个踢足球时用得着的保温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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