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这个从小在众多丫环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倒并没有那种从小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单一的恋母情结。他与母亲王夫人的距离应该说是疏密得当的。王夫人对儿子也绝非过分溺爱。贾宝玉并没有畸形的恋母情结，他在众多的同龄女孩与男孩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了正常的男性人格。
十岁以后的贾宝玉已经能够与同龄男女正确相处了。而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男女，他也形成了正确相处的完善能力，
如果撇开对父亲贾政所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的批判不言，那么我们说，在贾宝玉人格成长的历史上，不仅贾母的庇护是必要的，父亲的严厉也是需要的。因为从祖母贾母到母亲王夫人以及环绕的丫环小厮们，都给了贾宝玉太多的宠爱与簇拥，那是一个会把男孩惯坏的溺爱环境。这时，一个严厉甚至有些专制的父亲的存在恰好与这一切平衡了。
从人格发展的条件来说，父亲贾政的严厉与祖母的宠爱并存是贾宝玉完整人格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再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贾宝玉特殊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常常被一些红学家描述为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从内心深处拒绝接受父亲的正统教育，他对父亲教导的读书做官、孔孟正道表现出了极大的逆反，对父亲推崇的《四书》、《五经》厌恶之极，而对父亲极力贬斥的浓诗艳词、靡靡之音表现出浓烈兴趣。他显然不愿意走父亲指出的所谓正道。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愿去西天取经而宁愿缩在花果山中的孙悟空。
贾宝玉就缩在了大观园的女儿国中。《红楼梦》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是贾宝玉的故事，而贾宝玉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回避父亲指教、缩在大观园女子群中的故事。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贾宝玉的这一表现确实可以说成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然而，倘若从一个男孩人格成长的角度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拒绝成年”的现象。
这是人格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这是青少年对儿童时代的眷恋，对成年的畏惧。
当我们一定要赋予贾宝玉过分明确的反封建色彩时，这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贾宝玉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人格成长的必然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贾宝玉对整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畏惧。
这种“拒绝成年”的青少年时期的特征，在任何时代差不多都会以反对当时的正统主流文化的性质出现。就像现在“拒绝成年”的少年会沉溺在他们所喜爱的流行文化中，从而对抗父母所要灌输给他们的正统一样，贾宝玉也必然寻到那些被父亲贾政所批判的浓诗艳词作为精神依托。
第30节：正统的叛逆者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拒绝成年”的反社会、反正统、反父权的倾向有了真正的社会性、文化性意义。当这些小男女手中偷偷传递着《西厢记》的戏本时，已经表明他们与张生、崔莺莺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
任何一个时代的儿子都有可能是父亲所坚持的正统的叛逆者。
再接着，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事情是，当贾宝玉沉溺在女儿国中来表现自己拒绝成年的小男孩叛逆精神时，他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有点成熟的大男人。他一方面是所有女孩子竞相照顾的小宠物，另一方面似乎又成了对所有女孩都负有保护责任的大男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贾宝玉情结”的贾宝玉情结。
四
真正的“贾宝玉情结”也可以说成是“护花神情结”。
贾宝玉几乎是本能地对天下一切可爱的女子都怀有强烈的怜香惜玉、要充当保护神的情结。正像他的雅号“怡红公子”一样，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动就是要使女孩们快乐怡悦。
对林黛玉、对袭人、对晴雯等最亲近的女孩们，他表现出了这种护花神情结。而在“投鼠忌器，宝玉瞒脏”的情节中，在“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的情节中，则更充分地表现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普及爱心的努力。即使越出力所能及的范围，这种情结也在无边无际地起着作用，他替一切受到命运欺凌的可爱女子惋惜和不平，常常因为鞭长莫及而咬牙切齿、长嘘短叹。
这种“护花神情结”，我们在许多男人身上都可以看到。
从一般意义上讲，相当多的男人都多少有一点这种情结；但真正具有贾宝玉这样典型的“护花神情结”的男人只是一部分。
形成这种差别的一般性规律是，凡是那些面对女人世界比较成功的男人，可能有比较强烈的护花神情结；而面对女人世界比较失败的男人，常常缺乏这个情结。对于女人是具有足够的爱心，还是比较冷漠，似乎是“护花神情结”强弱的原因。
如果更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对“护花神情结”的形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它肯定来源于最初对母亲的爱恋，同时也来源于最初对其他异性譬如同龄女孩的爱恋。
这种把母亲包括在内的对异性的爱恋本质上是排他的，是排斥父亲与其他男性的。从这一点上讲，这是企图占有一切他所爱恋女性的男孩情结的延伸。
在幼小的年龄，小男孩排斥父亲和一切男人与母亲的亲近。他有可能冲过去，把一切与母亲亲近的男人推开，而将自己插在其中。当那些男性对母亲的亲近变成欺侮时，他冲过去的行动就可能是护花神角色的最初萌芽。
二，一般来说，对异性爱恋的排他性与对异性保护的责任感显然是有差异的。排他直接根源于爱恋，保护虽然也根源于爱恋，但无疑还要有其他的心理内容。
幼小的男孩对母亲或者对其他异性的爱恋，最初的表现是排他性，而远没有什么护花神情结。“护花神情结”是成熟有力的男性角色。
这是一个小男孩逐渐成长为真正男人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就是在对父亲的模仿和学习中形成的。
广泛地说，则是对整个男人角色的学习。
父亲对母亲的保护，这个世界其他男人对女人的保护，稍微大一些的儿童中男孩对女孩的保护，这一切，让他学习到了保护女性的男人角色。
三，这种角色最直接的来源，是一个有着小妹妹的小男孩的兄长地位。
从小带着妹妹们生活的小男孩，会在心中根深蒂固地种下“护花神情结”。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在妹妹啼哭时冲过去实行保护的责任，也可能是将妹妹从跌倒的土地上抱起来，也可能是将恐吓了妹妹的毛毛虫踩死，也可能是挥起拳头去教训那些欺负妹妹的男孩，这一切都使这个小哥哥越来越具有了保护妹妹的强烈情结。这种情结很容易延伸到一切女孩身上，成为带有广泛意义的“护花神情结”。
从这个意义上讲，“护花神情结”是哥哥对妹妹的情结。
四，即使没有亲妹妹，倘若一个小男孩的生活环境中有比较多的同龄女孩与之相厮磨，他从这些女孩中得到友情，得到信赖，同样给他提供了类似的做哥哥的环境。他依然能在学习中形成充分的哥哥角色，去保护那些需要他保护的妹妹们。
贾宝玉从小就在这样的女儿国中成长起来。
无论这些女孩比他年幼还是年长，在和她们的厮混中，他既是小弟弟，也是小哥哥。他受到她们的照顾，又由于“宝二爷”的身份反过来成为照顾她们的“大男人”。
这是贾宝玉护花神情结得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从小没有当过哥哥、从小没有得到小女孩亲近、友爱、信赖的男孩子，很难形成像贾宝玉这样典型的护花神情结。
五，从本质上讲，哥哥的角色就是小父亲的角色。这是很容易从父亲以及其他父辈男性们那里学习到的角色。护花神情结强烈的人，常常也是父亲心理比较完备的男人。
那些一辈子只想做儿子的小男人，有时候来不及做普降及时雨的护花神，他们只想得到女性的照顾，却无暇去照顾女性世界；而面对女人世界具有父亲角色的大男人，则比较容易扮演护花神的角色，因为他们时时有张开雄性的羽翼保护女性的本能。
贾宝玉正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强烈的“护花神情结”。他对生活中特别是婚姻中不如意的可爱女子有着强烈的爱怜之心，为此而牵动感情，是典型的“多情公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典型。
他们或许不像贾宝玉那样风流倜傥，然而，这种情结却时时牵动着他们，使他们对可怜可爱的女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叹惋，为她们的不平遭遇扼腕。他们常常可能做出类似贾宝玉的护花神举动，为他所怜爱的女子提供帮助。
认识“贾宝玉情结”，认识这种情结的一般性表现，特别是认识这种情结的典型表现，无疑是男人认识自己和女人认识男人的必要智慧。
第31节：托尔斯泰情结
第八章托尔斯泰情结
一
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