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们冲入大厅，宣布所有的观众、演员都成为他们的人质，并开始在池座和楼座布置炸弹。大厅的各个角落分散着身穿黑衣、脸遮黑纱的妇女，每人腰间都捆绑着重约0。5～2公斤的爆炸物及装有尖钉与螺钉的包裹，这是为了增强爆炸物的杀伤力。大厅中央安置了重达50公斤的弹药。匪徒们拥有各种手榴弹、自动枪、手枪及火箭筒。大部分男性恐怖分子都身着迷彩服，他们的攻势极强。
各家通讯社与报纸通过被劫持的人质得知剧院被劫持——他们是通过移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知新闻机构的。人质中有一些记者、一个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还有许多外国人。莫斯科警察局与联邦安全局是在人质被劫持后10～15分钟后得到这一消息的。21点30分～22点，来自“阿尔法”和“信号旗”两个特种部队的成员陆续到达剧院并占领了大楼的周边地区。他们先包围并封锁剧院，之后封锁了剧院的外围地区。大约在22点20分，普京总统获知所发生的事件。他抛开所有事务，亲自担任解救行动的总指挥。而解救行动的具体工作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巴特鲁舍夫领导。参与解救行动的还有鲍里斯·格雷兹洛夫领导的特种部队与内务部军队。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迅速赶到剧院。
此时，人们立刻产生了俄罗斯联邦特工机构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的质疑。
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自杀性恐怖分子如何能不被人察觉而潜入首都？他们如何能将数量如此巨大的武器、爆炸物运到莫斯科，运到杜布罗夫卡的剧院？他们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哪里接受训练？与谁保持着联系？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并进行长时间、精心的策划与训练，特工机构与内务部怎么能没有察觉呢？他们在高加索及莫斯科的相应地区是否布置了情报网点？他们对怀疑对象是否进行过跟踪，是否监听过他们的对话？
毫无疑问，莫斯科市特工机构的失误更大。莫斯科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对市属特工机构的有限自治权。莫斯科及其近郊有地下武器及弹药市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巴萨耶夫的武装分子完全可以在莫斯科市内获得大部分武器弹药，而不用从俄罗斯南部运到莫斯科。打着建筑材料及建筑工具的幌子，武装分子提前将机枪、火箭筒、弹药、100多手榴弹、自动步枪及迷彩服藏在杜布罗夫卡的剧院里。在这种长期、复杂的准备过程中，一定有人非常谨慎地帮助这帮自杀性恐怖分子。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一些10月25日和26日出版的莫斯科报纸刊登了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宁将军、联邦安全局所属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下属机构负责人维克多·扎哈罗夫将军的大幅照片，并要求他们辞职。要求俄罗斯内务部部长、联邦安全局局长辞职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在一些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特工部门与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特工部门在反恐部队调集到被劫持的现场之际，马上就开始对恐怖分子控制区域发动进攻。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及特工机构首选的还是进行谈判，有时谈判可能持续几天、几个星期。尽管在俄罗斯，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劫持人质事件，但俄罗斯还没有制定出类似情况下该采取何种措施的法律条文或严格的规定。这使人联想到1995年6月在布琼诺夫斯克、1996年1月在基兹利亚尔发生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被劫持的规模而言，莫斯科剧院的劫持行动可与布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的医院劫持事件相比。但恐怖分子现在采取的不是那种具有突发性质的鲁莽进攻，而是在俄罗斯的首都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政府已更迭，特工部门的力量更加强大、训练更加有素。
10月24日，许多专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劫持事件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分析与推测。这些预测不容乐观。恐怖分子的数量太多，他们为在这栋建筑内进行恐怖活动而进行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充足。观众大厅内的爆炸物安置非常精细，整体爆炸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完全可能是全部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如果“安拉的意志”有需要，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的决心不容怀疑。
在这些前提因素下，大部分专家认为进攻是不可思议的。大概只有前苏联英雄、预备役少将维克多·卡尔普辛坚持发动进攻。他曾参加在喀布尔对阿明宫的进攻，之后曾指挥过“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
卡尔普辛说：“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已没有出路，这帮恶人会坚持到底。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我相信能找到最适宜的行动计划。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被劫持的大楼内发生的一切，监听到他们的对话。无论怎么说，车臣人的装备都不如‘阿尔法’成员。如果准备充分，行动迅速、果敢，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能歼灭他们。”
谈判与进攻准备
到当晚23时，“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成员已占据了离剧院最近的位置。首先是大楼的两翼与后侧。根据恐怖分子的要求，聚光灯昼夜照射着剧院正门。这里停放有几十辆观众、演员及剧院工作人员的汽车。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5）
特种部队成员控制了一些还未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文化宫辅助设施。在莫斯科市地下管道管理人员的帮助下，解救人员侦查了文化宫地下通道。借助于专门的设备，人质与恐怖分子所处的剧院各个角落都受到监听，恐怖分子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也在监听之列。他们的电话交谈对象有的在车臣，有的在俄罗斯境外，有的在莫斯科市内，也有的在文化宫围观的人群里或者是在封锁圈内。
离文化宫剧院不远，梅利尼科夫街对面坐落着老兵战地医院。解救行动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指挥部由几个分组组成，独立决定并完成各种任务。其中一个小组负责与报刊、电视台及政治活动家的联系；第二小组负责警察与内务部部队的指挥，他们对剧院进行了先是两层、之后是三层的包围；人质的亲属们可以与第三小组的工作人员接触；紧急情况部的救助人员及救护车、医生也等候在被恐怖分子所占领的建筑附近。
指挥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准备对大楼进行攻击的特别小组和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队及内务部的指挥员们。众所周知的日里诺夫斯基先生建议立刻组织进攻，但这个决定并不理智。许多因素，如恐怖分子的性格特点及其行动规模、拥有的充裕武器与爆炸装置、解救人员不熟悉大楼的建筑结构等都不允许采取瞬间的强制性行动。行动要快速，但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准确地侦察及最大限度了解整个形势的情况下进行。
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帕尼切夫中将担任指挥部的总指挥。代表俄罗斯内务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内务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中将。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成立了独立的支援队，在三天的人质危机中他一直守在剧院附近。为封锁区的军队提供饮食与服务、组织莫斯科的一些医院准备接受伤者、疏散老兵战地医院的病人及位于梅利尼科夫街一栋住宅楼内的居民、成立新闻发布中心、为人质准备饮食……所有这些刻不容缓的事务都由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与尤里·卢日科夫在一起的还有扎哈洛夫将军、普罗宁将军及很多市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任务需要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卫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亲自担负起这些任务的指挥协调工作。
进攻的准备工作成为指挥部的首要任务，一切进行得非常紧张有序。作为大型企业的文化宫一般都缺乏个性化的特征，是根据大众化的设计建造完成的。经了解，莫斯科有几家设计与轴承厂类似的文化宫。在莫斯科的另一个方向，卡卢加地铁站不远的子午线文化宫就是位于杜布罗夫卡大街的轴承厂文化宫的翻版。自10月24日早晨开始，“阿尔法”与“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昼夜的高强度训练，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非常大的成绩，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剧院外围也有恐怖分子的侦察员与帮手，但上述准备活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没有外泄任何消息。只在剧院附近建筑物顶层布置狙击手的信息没有被很好地保密，一个电视摄影师拍下了狙击手占据楼顶的画面，并做了现场直播，密切关注所有电视频道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这个镜头。
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指挥部的将军们，原则上都不反对进行谈判。况且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触的人员名单，希望以他们为中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拒绝尤里·卢日科夫作中间人，也反对莫斯科的一些车臣著名活动家参与谈判。他们同意可以与下列政治家见面：鲍里斯·涅姆佐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伊琳娜·袴田、卢斯兰·阿乌舍夫，稍后也同意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会面。记者中他们选中的是《新报》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中，他们同意著名的演员、歌唱家约瑟夫·科波逊及儿童外科医生列昂尼德·罗沙尔作中间人。一天后，即10月25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独立电视台”的访问。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员都来到行动指挥部。为此，亚夫林斯基不得不结束西伯利亚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放弃了她的美国之行。俄罗斯总统驻俄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约一年前，他被授权与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莫斯科的某机场已准备好加满燃料的大型伊尔…62型飞机，飞机随时可以起飞，载着恐怖分子飞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还是在25日，没有一位谈判参与者能够向指挥部或者普京总统做出任何有益的报告。除了要求俄联邦军队立刻撤出车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同意释放12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妇女，甚至允许给人质提供一些饮用水及药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说：“我们什么都不吃，让他们也饿着肚子坐着。”
形势在逐渐明朗化，主要的决策者并不是莫夫萨尔·巴拉耶夫，而是位于剧院之外的另一个人。莫夫萨尔·巴拉耶夫与阿布·巴卡尔宣布：“我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已劫持到人质，现在就准备牺牲。我们想死的愿望比你们想生的愿望都强烈。”武装分子的行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说，他们尊重马斯哈多夫，但只听从沙米利·巴萨耶夫一个人的指挥。俄罗斯著名的学者谢尔盖·卡比察呼吁俄罗斯领导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与罪恶行径也得交涉。该接受他们的某些条件，与车臣方面进行负责任的谈判。因为，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正是在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会面后得以解决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6）
但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是政府对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协，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重复。况且没有可进行谈判的对象。夜间曾与武装分子会面的普里马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普京总统汇报说：“那里没有可交谈的人。”议员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认为：“时间在流逝，最坏的结果正在变成最可能的结果。”此时，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宣布10月26日早晨起开始屠杀人质。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在电话中对他的一个同伙说：“我们将从最有来头的开始。”许多人质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有一个人质从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厅，被恐怖分子击毙。
抉择的时刻已来临。能够而且应该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决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的那些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对于走向死亡的潜艇官兵，他无能为力。但现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在这几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都可能成为最坏的决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务之外，普京正忙于重要的出访准备。俄罗斯总统需要出席于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例行会晤。飞往西半球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