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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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 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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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苍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赵王堕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就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
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两则外国寓言

有空的时候,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益处很多。它们短小精悍的文字,不但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知识,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彻底识破西方世界的贵族老爷们传家的衣钵。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无论什么妖魔鬼怪,耍出多少花招,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
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寓言,较远的如古代希腊的《伊索寓言》,较近的如俄罗斯的《克雷洛夫寓言》,现在几乎也已经为我国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了。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以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它们常常被引用。马克思引用《伊索寓言》,列宁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不是大家都熟知的吗?
且看《伊索寓言》吧。比如,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
“有五种竞技的人,平常因为缺少勇气,被城市的人所非难,暂时,出外旅行去了。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很说些大话,说在别的各城市屡次英勇地竞赛。在罗陀斯地方,曾跳得那么远,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他还说,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假如下回到那里去的话。当时有旁边有一个人喊道:喴!朋友!假如这是真的,你也不要什么见证,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你跳好了!”
事实显然证明,说大话的只能胡吹牛皮,决不可能采取行动。直到如今,这们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产生和转化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这个寓言,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便于揭穿他的牛皮。
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他说:“山雀飞到海上去,它夸口说,要把海水烧干。这话立刻优越传遍了全世界。恐怖包围着海神京城里的居民;鸟儿成群地飞翔;许多野兽都从林子里跑出来观看,海洋将怎样烧旺起来。甚至于有人说,爱听谣言的人,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去喝那丰美的鱼汤。这种鱼汤就连包税专卖的人和顶阔绰的人,也从来没有请官署的秘书们喝过。人们都汇集拢来。大家默默地凝视海洋,等待着;偶而有人低声地说:快要沸滚了,马上就要烧起来啦!可是,事实并不这样。海水并没有烧着。至少总沸滚了吧?也没有。这伟大的计谋结果怎样呢?山雀害羞地飞去了;它放了一通谣言,海可没有烧着。”
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汤匙赴宴的没有?这些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简直是司空见惯,毫不希奇。他们动不动就宣称要把海水烧干;或者用其他吹牛的方法,想要吓倒什么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海水根本没有被烧着,而那些爱喝鱼汤的人们终于大失所望。这类事情发生在充满阴谋诡计的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和身上,应该承认完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讽刺马赫派的反科学理论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这个寓言。马赫派夸大他们所谓“心理要素的作用,大吹牛皮。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然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就能够为所欲为,而其结果,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身流,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
山雀在牛皮吹破以行,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古迹要鉴别

听说山东电影制片厂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是介绍泰山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其中出现了古迹“舍身崖”的镜头。有的同志因此对舍身崖这个古迹的来历和意义发生了兴趣,要做一番查考。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愿意借此提一点关于鉴别古迹的意见。
我国名山大川到处有文物古迹,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必须加以别,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值得保护和宣传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保护和宣传的;还有哪些是有反作用的,应该抛弃的。在这几种当中,特别是末后的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应该放在名胜古迹之列。但是,我们如果不查考它们的来历,就往往把它们也当做什么了不起的古迹,也笼统地加以保护,甚至替它们做了义务宣传,这就太不值得了。
泰山的舍身崖究竟算不算得是一个名胜古迹,我希望文物专家和有关同志进行认真的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确认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古迹,就应该提出正机面的解释;如果认为不是什么古迹,也要把理由说清楚,以免人们难辨是非。
原来所谓“舍身”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舍出性命,避免轮回的苦厄,祈求来生的幸福。泰山的舍身崖便是由此而来。在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便到处传播轮回之说,并且劝人舍身。有的上许愿舍身,再用钱去赎身。如南北时代梁武帝萧衍,因为信奉佛教,曾经三次舍身于佛寺,都用钱赎回。萧衍是个皇帝,他当然不可能真的舍身。所以《梁书》《武帝本纪》载: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冬十月己酉,舆驾还宫,大赦改元。”
这样的舍身对于封建帝王和贵族是很容易做到的,而被剥削阶级群众则绝对不能做。所以,除了许愿舍身而又用钱赎身的以外,还有另一种舍身,那就是真的把性命舍了出去。有的人登上高山削壁,跳崖舍身。泰山的舍身崖就属于这一类。据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岱史》卷四载:
“舍身崖其北联属日观峰,下余三面,崖壁陡削数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许。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轮回之福。尚书何起鸣设垣墙示禁,因勒石曰爱身崖。”
何起鸣虽然是封建官员,也看不惯那些人舍身的行为,他尽力设法禁止跳崖舍身的不幸事件发生,并且把舍身崖改名为爱身崖,这个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在过去那样黑暗的时代,有许多人为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了舍身崖,企图摆脱一辈子的痛苦,避免所谓轮回的厄运,追求虚空的未来幸福。那些舍身投崖的人,并不因为何起鸣等人的告示而有所悔悟。所以后来的《山东通志》又写道:
“舍身崖在泰山顶,东南削壁直下,约千丈余。四方愚民惑于轮回之说,多舍身其中。官设藩篱御之,亦不能禁。”
这就证明,那些跳崖舍身的行为,并非一段围墙和一纸布告就能阻止的。这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悲剧,恰如解放以前南京燕子矶常常发生跳崖自杀的事件一样。同时,这又是宗教迷信对于人们的最大毒害。在这一点上说,宗教比鸦片的毒害更要猛烈得多了。
过去游览泰山的人们,在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提到舍身崖,因为绝大多数人对它都不抱好感。有许多游客知道它的来历,根本不把它当做什么名胜古迹。偶然有只提到它,也是对它表示不满的情绪。如明代有一位不大知名的诗人李炯然,为舍身崖写过一首绝句,他说:
“舍身崖下深难测,每怪轻生世上人。
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除是为君亲。”
不管他说的什么君亲,这首诗毕竟表明,古代有许多人对舍身崖都是表示反对的。
那末,我们现在何必又把舍身崖看做泰山的名胜古迹而拍入镜头呢?如果已经拍入影片而不可更改的话,我以为就应该把它的来历说清楚,做一些消毒的工作。并且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风景来看待,而不必说是什么舍身崖。然而,这对于介绍泰山的影片来说,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呢?我想也不一定吧!
由此应该得到经验,今后无论用什么形式介绍名胜古迹,首先要认真地把古迹做一番鉴别才好。

为李三才辩护

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回来翻阅一些史料,才发现旧史家对李三才的评论颇有问题,应该重新加以研究。
李三才字道甫,别号修吾,明代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官职。他反对当时征收矿税的办法,并且积极支持东林党人。他是《明史》上的有名人物。
清初张廷玉等撰修《明史》,其中有《李三才传》。这一篇列传的末段,有几行带总结性的文字。它写道:
“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者,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
看了这段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见,历来关于李三才的评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派观点。一派人说他好,一派人说他坏。这两派爱憎分明,旗鼓相对。这对于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者,却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例子。虽然,李三才远不能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大人物相比,可是象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数量更多,更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明史》说李三才“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这句话并不是好话。如果照这样说,李三才似乎是惯于耍手段,弄权术的人。可是,事实地却不是这样。据明代《神宗实录》的材料,李三才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他大胆地揭发了太监利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大肆勒索,为非作恶的罪行。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治水旱。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夺俸五月”。这怎么能说是“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呢?
因为多次上疏没有结果,李三才曾经请求辞官回家,却又有许多朝士上疏加以挽留。当任职“凤阳巡抚”的期间,他也曾搜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奇珍异宝、龙文服器等等,并将程守训“下吏伏法,远近大快”。这大概就是被认为“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的证据吧!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东林党人”,而“三才与深相结”。因此,当时有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极力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同时也极力攻击李三才。后来魏忠贤听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东林党人同样当做不共戴天的仇敌,那是毫不足怪的。
那一班顽固腐败势力,以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为代表,在太监们的嗾使之下,自然要大肆攻击李三才。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第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这也正是《明史》说他“性不能持廉”的事实根据吧。但是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请遣中官按问”,“清诸臣会勘”,“请上亲鞫”。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据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说: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诚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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