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下为子，岂非呼我儿瓜子耶？”
象贺知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太多疑了。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大文学家，生活放诞不羁，往往饮酒作乐，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大概因为他平时饮酒过度，酒精中毒，神经有些不正常，所以性情乘舛，疑心忒大。他要求唐明皇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唐明皇以信孚中外的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他却怀疑唐明皇讥刺他的儿子是瓜子。这不是神经过敏又是什么呢？
看来有一种多疑的人，不管你说什么话，他都有可能怀疑你是在讽刺他。对于这种多疑的人，漫画是绝对看不得的，如果漫画上画的又是与他有关的题材，那就更不得了，准保他会怀疑这漫画是讽刺他的。这一次华君武同志的漫画，引起了两位朋友的怀疑，虽然是很偶然的，而且情况也不严重，可是，我想类似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是个别的。因此，愿意借此机会提请朋友们共同注意，对漫画要采取正确的看法，不要处处从个人立场出发，动不动就发生怀疑，那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马后炮
现时爱下象棋的人很多，象棋中的用语也就往往变成人们日常的口头用语了。“马后炮”便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口头用语之一。有几位读者来信问道：马后炮怎么会变成了口头语呢？马后炮的原意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的马后炮与它的原意是相符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人们口头上常说的马后炮，到底尽包括些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进行普遍的调查，似乎也不需要甚至不可能对这一类问题进行普遍的调查，因此要想对以上问题，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还有困难。但是，大体说来，人们日常所谓马后炮，主要是指的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
当着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是过了许久才采取一些措施，那么，照一般人的口头语，这就叫做马后炮。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等等，也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更要被批评为马后炮了。这就可见，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着消极的涵义。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了。
然而，马后炮原来的意思是否果真如此，却还需要再做一番查考。从何处去查考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历史上象棋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起先人们只下围棋，而不下象棋。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载：“奕，围棋也。”这就可见围棋出现的时间最早，所以凡是下棋都指的围棋。又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说成是尧舜所创造，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张华此书至少可以证明围棋在晋代以前就出现了。其他类似这样的说法还很多。周秦诸子及《山海经》上也都有关于奕棋的记载，大概围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当无疑义。
不过，围棋只有黑白之分，无法运用什么马后炮之类的战法。马后炮只能用于象棋，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象棋的出现，据汉代刘向的《说苑》所载，也在战国时代。这是否可信还待考。至于有人说象棋也是创始于舜，那是杜撰。还是刘向说的创于战国时代较有可能性，他说：“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燕居斗象棋，亦斗战之事乎？”又说：“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照这个说法，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象棋。不过，当时的象棋究竟是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多数古籍的记载，象棋被公认为北周武帝所创。如明代的杨慎、胡文焕、谢肇淛等人都抱这样的看法。而且北周庚信有《象戏赋》《进象经赋表》两篇作品可以作证。所谓象戏指的就是下象棋的游戏，所谓象经乃是讲解象棋的图经。
有了象棋的以后，马后炮也就出现了。
古代的象棋当然和我们现在的象棋还不一样。按明代胡文焕的《事物纪原》所载：“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与今象棋不同。”这里虽然提到日月星辰之象，实际上什么样子还不能确切知道。而明代上距北周，历时太久，传述也未必可靠。倒是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颇有参考的价值。此图以战国七雄并峙之局，列为象戏。七国各有一主将、一偏将、一裨将、一行人、一炮、一弓、一弩、二刀、四剑、四骑。这就是说，一盘棋分七个部分，代表七国，下棋的人可以七个，也可以六个、五个、四个、三个、采取合纵连横的方法；每一国有十七个棋子，其中四骑等于四个马，但是只有一个炮。这个炮的行动规律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差不多。图中说明：
“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
这个规定显然与现在象棋中的炮基本相同。至于马的行动规律，图中又说明：
“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
不难设想，有四个马，可以曲行四路，那末，尽管只有一个炮，而马后炮的出现机会一定要比在今日的象棋中更多一些。因此，我们无妨下一个断语，就是说：马后炮是随着古象棋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
但是，在古象棋中出现的马后炮，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可以“将死”对方，正如现在象棋中的马后炮也常常是能致对方于死地的绝招一样。这们看来，马后炮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根本不同于现时人们口头所说的马后炮的那种消极的涵义。
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却也是常有的，岂只马后炮而已哉？
“三十六计”
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后来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原书是手抄本，题下注有“秘本兵法”字样，著作的年代及著者姓氏不可考。这个油印本是照翻印本重印的。
仔细一看，这个油印本的错字很多，文字也有许多地方不通，似乎可以断定它所根据的原本决非古书，也不是名家高手所作。不过，它列举了三十六计的名目，并且引述了古代兵家用计的实例作为证明，这是它的可取之处。
以前曾经有人讲解过三十六计的内容，与这本小册子稍有不同。这本小册子所说的三十六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这里头没有增兵减灶、十面埋伏、虚张声势、诱敌深入、拖刀计、疑兵计等名目，而把打草惊蛇、无中声有、树上开花等都开列进去，似乎也不算妥当。
究竟三十六计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解释有出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多想想就能明白，因为古人所谓三十六计，原来并没有详细的内容，只是借太阴六六之数，表示阴谋诡计，多端而已。后人加以推演，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其实，象这一类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拘泥，以致食古不化。
那末，在古代是否有人谈到三十六计呢？最早谈到它的是谁呢？据我所知，最初提到“三十六”这个数目的很多，例如说“三十六郡”、“三十六兽”、“三十六禽”、“三十六国”、“三十六行”等等都是，而引伸为三十六计的，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
王敬则是南北朝时代齐高帝萧道成的辅国将军，封寻阳郡公，不识字，性甚警黠；齐明帝萧鸾嗣位，杀害旧臣，王敬则起兵造反，大败被杀。当时齐明帝病危，他的儿子东昏侯萧宝卷听见王敬则造反，正要准备逃走，这消息传到王敬则耳里，才引出了三十六计的一段话来。《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中关于这一段话有如下的记载：
“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
同样，在《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中也有这一段记载，并且有“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的一句后面，还加了一名话：
“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由此可见，所谓三十六计与檀道济避魏的故事直接有并，必须进一步追根究底，把它弄清楚。究竟檀道济是什么人呢？
他避魏的故事情节如何呢？
檀道济生活的时代稍早于王敬则。他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开国武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后，他被进封为武陵郡公，拜征南大将军，督师伐魏，三十余战皆捷，后以粮草不继，巧计退兵。可惜《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中对当时情形记载极不完全，它写道：
“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克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返。”
这个记载过分略，看不出什么情形。但是，《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却写得比较清楚，它说：
“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俱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狗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自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擅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使魏军不敢追逼，才能安全退走。王敬则讥笑檀道避魏之事，现在看来，恰恰证明王敬则乃是无谋之辈。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材料，加以综合判断，我们对于所谓“擅公三十六计策走是上计”这句话，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那末，由此引伸发展而构成的所谓三十六计究竟是什么回事，不是也就很明白了吗！
说大话的故事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能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历来有许多名流学者，常常引用管子的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然而，也有的人并不理会这个道理。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古人的笔记小说中写了许多说大话的故事。明代陆灼在《艾子后语》中写了几个故事，我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写道：“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礼为上客。既而自齐返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德而谓贤？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予哉！三千客予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斋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不但艾子是作者的假托，而且季孙氏也是由附会得来的。凡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人，都称为季孙氏。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我们应该承认他是善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