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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势”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势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就在那篇文章中，我猜想有些懒人，也许会希望有一位科学家，能够发明一种神奇的办法，比如用注射针之类，对人脑进行注射，来代替读书；或者吃一服药，就能吸收多少部书。这么一来，只消一个早上就能培养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专门人材，岂不妙哉！
当时却没有料想到，如今的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一种“科学家”，做出比打针、吃药更加荒唐的“科学试验”来。
据前几天来自美洲的新闻报道，最近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一位研究教授，名叫麦康尼尔，他宣布了一项惊人的“科学发现”，就是说，“知识是可以吃的”。他的这个“新发现”是用蛔虫试验成功的。
这个试验的主要情况是：麦康尼尔训练了一部分蛔虫，使它们“聪明”起来，对于一定的刺激能够发出一定的反应。它们的各种反应证明，它们具有了一定的“知识”。然后，麦康尼尔又另外找到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它们完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麦康尼尔却把受过训练的蛔虫去喂养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蛔虫。于是，新的情况就出现了。当着没有经过训练的蛔虫吃掉了已经受过训练的蛔虫之后，也变得“聪明”起来了，不必训练就能够对一定的刺激发出一定的反应。这样，麦康尼尔的“科学试验”就“成功”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获得知识的新途径”，就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照他的这个说法进行推论，任何无知识的人要想得到知识，最好是吃掉有知识的人。这真是充满着血腥的吃人的“科学试验”啊！
象麦康尼尔之流，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们的残暴本性，为了适应那一班脑满肠肥的寄生阶级子弟的懒惰哲学，进行这样的“科学试验”，做出这样的“科学论断”，是毫不足奇的。大概垄断资本家们都想垄断全人类的各种知识，但是，他们又决不肯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只希望“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他们的这一副狰狞的嘴脸，露骨地表明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死敌。
由此可知，要想不劳而获得知识，正如其他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样，从本质上说，这是极端丑恶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所能碰见的任何懒人的思想，和以麦康尼尔为代表的吃人“科学”，决无丝毫共同之点。
我们所见的懒人，虽然也想寻找终南捷径，并且有许多离奇的梦想，类似后汉马融那样的例子。不过，这些都只是在梦中的幻景，而不是真事。历来记述这类故事的作者，还特别运用了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使故事具有“劝世”的色彩。
例如，明代的陈继儒，在《珍珠船》中写过一个故事，他说：
“刘赞文思甚迟，乃恳祝乾象，乞文才。一夕梦吞小金龟，如钱许，自后大有文思。孟氏朝为学士，有玉堂集。一日又梦吐金龟，投水中，不久而卒。”
这里说的是梦中吞下了小金龟，而文思大进；后来又在梦中吐出了小金龟，不久就死了。也许有人认为，刘赞吞食小金龟与马融吃花，虽然都在梦中，但是，一个吃的是植物，一个吃的却是动物，这一点大不相同。不过后者也只是在梦中所做的，而且这决不是“吃掉有知识的同类动物”所可比。何况他吞下的东西，到后为还要照样吐出来呢！
如果麦康尼尔之流企图推行他的“科学发明”，那末，在麦康尼尔生活的社会中，有被吃危险的人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迫使吃人者用他自己的生命抵偿被吃者的生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生命还生命，这是现代人类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最重人的知识之一。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是吃不了，谁要想吃掉它，谁就要准备毁灭他自己！
奉告读者
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这一集仍按以前的办法编定付印，疏漏之处恐怕还很难免，请大家指正。
据熟悉各地报刊情况的同志告诉我：在《燕山夜话》出版之后，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如山东《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历下漫话》；《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也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中得到有益的知识。
许多朋友来信问我，对这样的专栏杂文应该如何看法？如何写法？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认为这问题可以有种种答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门见山。我在别处发表文章讲过这个意见，我认为现时文章的通病，就在于不能开门见山。许多文章的作者，即便有一二可取的见解或新鲜的知识，以及动人的事迹要传达给读者，但是他们往往不肯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却要写上一大套人云亦云的废话，然后才夹杂着写出自己的一点点新东西。如果这一点点新东西确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样的作者未免不智，他好比把珍珠丢进了沧海，让泥水冲掉了金沙，多么可惜！如果连这一点点东西也不新，并无可取之处，那末，这样的作者就未免令人可恼，他似乎没有什么真本领，只是存心骗人而已！至于有许多文章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仅仅因为作者写惯了长文章，扭不过来，那就需要大家给以帮助，劝告作者极力写得越短越好，否则要使广大读者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很少的一些收获，未免太浪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大家应有同感，因此，人人也都有责任督促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尽可以大胆地删去来稿中人云亦云的重复内容，使作者自己的新内容开门见山地摆到读者面前。如果因此招致报刊缺稿，那倒是好现象，大报就应该缩为小报，杂志期刊就应该减少篇幅，书籍也可以少而精了。
这一番议论并非只说别人，不说自己。我对自己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每写一点东西，到了发表出来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心里很惭愧。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
马南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
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
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
“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题感到兴趣。他们只注意于提练金属，制造玻璃，航海，绘制便利的旅行图，寻找水源等，除此以外，很少激起其他更高级的思想。甚至进行天文观测也是为了实用的和政治的目的。”
该书的作者接着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家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等人的原子理论，而特别贬低了甚至抹杀了古代东方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成就。这当然是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片面观点。
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提出了疑问。有的青年同学在来信中说：“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比德谟克里特等人还早些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否也产生过类似的科学理论呢？”
换句话说，究竟是谁最早研究科学理论的呢？
应该承认，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却有极为广泛的浓厚的兴趣。我国最早的纯粹抽象的科学理论著作应该以《周易》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