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推事的观点看来,这位脚上长疮的人,把脚伸到邻家,当然他的脚痛也就被推出去了,于是,他自己在精神上无疑地可以得到了安慰。然而,这样自欺欺人的把戏又有谁相信呢?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大胆负责的精神,在我们看来,推事之风决不可长。如果在什么地方发现有这种遗风余毒,就一定要把它扫除干净。
涵养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黄金和宝剑的骗局
古来的骗子真不少,他们设下了许多骗局,叫别人上当;而受骗的人大概都有种种弱点,给了骗子以可乘之隙,否则他们纵然有布置周密的大骗局,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因此,研究一下历来著名的骗局,分析骗子施展的各种伎俩和受骗的人所以会上当的原因,我想这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警惕性吧。
但是,骗子的故事在历代的笔记中连篇累牍,随手可得,从何谈起呢?我想找一部比较正经的有价值的笔记来看看。于是我选了《唐国史补》。这部书的作者李肇是九世纪初期的人,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当过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参与了李唐封建政府的机密大事。他写的这一部书从来被人认为是唐宋小说笔记中最严正的,对于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有可靠的事实做根据。从这部书上,我发现了黄金和宝剑的骗局,很有意思。
故事发生在唐代的伊阙,即今之河南洛阳龙门附近,有一家姓薛的,祖上做过大官,是个富翁。忽然来了一个道士到他家里要喝一杯茶,说是走路口渴了,谈吐之间流露出一种高雅脱俗的风度,姓薛的对他的印象很好。这个道士看到谈话十分投机,就顺口问道:
“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
“某之良田也。”姓薛的回答。
于是道士请求屏退左右,然后密语道:
“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
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姓薛的。道士看看已经入港了,又进一步说道:“然若无术以制之,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最后道士还再三叮嘱不可漏泄。姓薛的完全被他迷住了,就忙着设坛,准备了几案、香炉、裀褥、缣素甚多。道士却要求摆“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并且规定“器皿须以中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地下的金子还没有拿到手,就要先拿出一批金器,这不是很容易露出破绽来吗?为了使人信而不疑,道士“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即召人负荷而至。巨芨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姓薛的一看这样沉甸甸的四大箱,心中满意,就什么也不怀疑了。
到了“吉日”,道士在那五棵松树的地方,摆下法坛,请姓薛的亲临拜祝,然后“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勿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设为人窥,则祸立至。”姓薛的只得遵命回家。当时约定:“行法毕,当举火明召,可率僮仆,备畚锸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可是,一等就是一个通宵,根本望不见报喜的火光,姓薛的才开始有些怀疑起来。
最后发现这个骗局已经太晚了。姓薛的久候不见火光,不得已开门往外观察,也没有任何影响。跑到五棵松树下面一看,情形就大变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法坛了,而是“掷杯复器,饮食狼藉;彩缕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道士竟把全部赃物都运走了。
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成了泡影,反而丧头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身的经验,那末,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文天祥论学
大家都读过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传很广。然而,也许有的朋友没有读过宋代文天祥论学的文章吧,现在我想谈谈文天祥的“进学解”。
可能有人马上会提出质问:文天祥何曾用过什么“进学解”这样的题目写文章呢?我看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进学解”。而且,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还要短,见解却比韩愈的还要高明。我们现在谈学习问题的时候,倒无妨把文天祥在这篇文章中论学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的人,应该记得,韩愈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劝告学生们说:“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尽管韩愈在文章中间掀起了几个波澜,反复论证,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基本论点,想使人立定勤学的决心和成功的信心罢了。
显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对于学习和实践,哪个是基本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还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论断。这是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主要缺点。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抹煞了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处。
但是,比较起来,文天祥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了这个问题以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说,文天祥就比韩愈大大地前进了。至于文天祥的强烈爱国思想和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伟大风格,永垂千古,更非韩愈所能比拟的了。
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韩愈的《进学解》全文七百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认为文天祥的文章内容,却远比韩文为有力。
为了强调说明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文天祥首先引证了《易经》的命题,这就是:“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他解释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这里所谓天行,是指的符合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实践。离开实践,当然无法掌握客观的自然规律;而正确的实践,又必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才有成果。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文天祥可谓一语中的!
接着他又写道:“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道理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进益,一定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为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个“行”字,而他的书斋又叫做“进学斋”,所以,文天祥说:“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我们的经验完全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在内,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许多很好的计划,也是要落空的,不会有什么结果。
仔细体会文天祥所说的“行”,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广义的。这里边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从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初步追求某一项新的知识,或者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行”字就应该概括这个过程的全部。换句话说,整个认识过程也都可以算做“行”的过程。
按着这样的观点,那末,知与行的过程,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两者完全统一的过程。这比宋、元、明的理学家,从朱子、二程以至王阳明等人的学说,显然都要进步得多了。那些理学家们不管说“知难行易”也好,说“知易行难”也好,说“知难行亦不易”也好,他们总是把“知”与“行”分割开了。甚至说“知行合”,也没有强调以“行”为基础。殊不知这两者实际上不能不是以行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们自命为理学家,而徒尚空谈,毕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斗争实践中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
我们现在对于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价。过去一般人只读他的《正气歌》,我现在提议大家还要读他论学的文章。
选诗和选文
近来读到许多诗选和文选。编选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识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见,就不免发表了一些议论。
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