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威利尔的脸上顿时一点血色也没有了。他转过头去,注视着两旁有成行树木的大街对面的房子,注视着闪光的黑漆大门和反射着门灯亮光的黄铜门饰。
一个麻脸乞丐抓着胡子茬,脱下破旧的贝雷帽,跨步走进塞纳河上纳伊里教堂的青铜镶边门。他在两个教士不满的目光下沿着最右边的夹道向前走去,两个教士都感到烦恼。这里是个富有的教区。尽管《圣经》讲博爱,可是财富确实拥有特权,其中之一就是维持,也是为了其他礼拜者的利益——礼拜者的社会界限。可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头发衣着邋里邋遢的乞丐很不符合这种模式。
乞丐悄悄屈了屈膝,在第二排靠背长椅上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向前跪下。他的脑袋垂着,象在做祈祷。右手往上撸了撸左袖管。他手腕上的那块手表和其他衣着似乎有些不相称。这是一块昂贵的跳字手表,字很大。显示装置很明亮。这是他绝不敢与它分手的财产,因为它是卡洛斯给他的礼物。他有一次做忏悔,迟到二十五分,他的恩人大为恼火,可他又没有其它借口,只得说缺一块走时准确的手表。在后来一次碰头时,卡洛斯从用来隔开罪人和神职人员的半透明门帘底下把手表给了他。
时间已到。乞丐站起身来,朝右边第二间小室走去,他拉开门帘走了进去。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黑色帘后面传出的低语很刺耳。“你的日子过得舒坦吗?”
“过得很舒适……”
“很好。”那个影子打断了他的话。“你给我带了什么?我的忍耐已到了头。我白会了几千——几万法郎,一事无成。红山出了什么事?从蒙特涅街大使馆来的假情报谁该负责?谁接受的情报?”
“库安旅馆是个圈套,可不是为了杀人。现在很难准确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如果说那个叫考勃利尔的使馆随员重复的是假情报,我们的人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意识到,他是被那女子愚弄了。”
“他是被该隐愚弄了!伯恩追查了每一个提供过假情报的人,这样就暴露并且确认了每一个情报提供者。但是为了什么呢?把这一切暴露给谁呢?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及他是谁了。可他什么消息也没传递到华盛顿。他不肯露面。”
“为了提出一个答案,”乞丐说,“我不得不追溯到多年以前,可能他不要他的上级干涉。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独断独行的倾向,很少互相具体联系。在冷战时期,可以用把情报重复三、四次卖给同一个情报站来赚钱。也许该隐是在等待,一直等到他认为只有一种行动可以采取、上面的人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
“老朋友,你年岁虽老,头脑仍旧很机灵。这是我要找你的缘故。”
“也许是,”乞丐接着说,“他确实已经叛变了。这种事发生过。”
“我不这样看,可这没什么关系。华盛顿以为他已经叛变了。‘和尚’已经死了。在纹石的都死了。该隐是凶手已经定了。”
“‘和尚’?”乞丐说。“一个过去的名字。他曾经活跃在柏林、维也纳。我们对他很了解。敬而远之。你的答案找到了,卡洛斯。‘和尚’从来主张人越少越好。他的理论根据是他的圈子已遭渗透和泄露。他一定命令过该隐只向他一人汇报。这就能解释华盛顿的困惑和几个月来的沉默。”
“它能解释我们的困惑吗?连着几个月没有消息,没有行动。”
“有好几种可能。病了,累了,回去进行新的训练了,甚至可能是敌人散布混乱。‘和尚’诡计多端。”
“然而,他死之前对一个同事说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能肯定那人是伯恩。”
“那个同事是谁?”
“叫吉勒特,是我们的人,可是艾博不可能知道。”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和尚’对这种人有一种直觉。当年维也纳有句话,戴维·艾博连神都要怀疑三分。”
“有可能,你的话叫我感到宽心;你的见解别人没有。”
“我比别人丰富得多,我也曾是个有地位的人,可惜把钱挥霍光了。”
“浪荡惯了——我还有什么能对你说的?”
“显然还有别的事。”
“卡洛斯,你很有眼力。我们早先就该互相认识。”
“你又自以为是了。”
“一向如此。你知道,我知道你要我什么时候死我就得死,所以我必须具有价值,不光说一些经验之谈。”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这种事可能价值不大,可值得注意。我穿上体面的服装,在库它旅馆呆了一整天,那里有个男人,一个胖子。保安局盘问后把他打发走了。这人的眼睛骨碌碌直转,还直冒汗。我和他随便谈了几句,把我在五十年代初斯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身份证给他看。好象他在昨天清晨三点钟把汽车租出去了,租给一个有个女人陪着的金发男人。金发男人的外表符合来自阿根托尔的照片。”
“租车?”
“好象是。在一、两天内由那个女人送还。”
“永远不会还了。”
“当然。但是它提示了一个问题,不是吗?为什么该隐不怕麻烦用这种方式弄到汽车?”
“尽快远走高飞。”
“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情报就没有价值了。”乞丐说,“然而有那么多种方法可以走得更快,而且不引人注目。再说伯恩不大可能相信一个贪婪的夜班职员。那种人很可能向保安局或者别人告发领赏。”
“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伯恩弄到那辆车,可能只是为了来巴黎跟踪某个人。他可以不必在公共场合东溜西转被人发现,而且租来的车别人查不到来龙去脉,不象出租汽车会给追得走投无路。只要一个号码牌,让一辆无法描述的雷诺牌汽车混入拥挤的大街,叫人从哪里着手去找?”
侧着的身影转了过来。“拉维尔女人,”刺客轻声说,“以及他所怀疑的古典服装店的其他每一个人。这是他唯一能起步的地方。这些人要派人监视。几天内也许几个小时内,一辆无法描述的雷诺车就会被看见。他也就会给找到。你能仔细说说这辆车的样子吗?”
“车左后挡泥板上有三处凹痕。”
“好。把我的话传给伙计们,仔细清查大街、车库、停车场。谁找到了,他就从此再也不用找活干了。”
“说到这事……”
一只信封从拉得严严的帷帘和门框的蓝毡之间塞了过来。“如果你的见解是对的,那么这点不过是小意思。”
“我是对的,卡洛斯。”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该隐做事情象你,也象我从前。这人应该尊敬。”
“他应该挨枪子儿,”刺客说。“在时间上很巧。过几天就是3月25日。在1968年3月25日,贾森·伯恩在三关的密林里被处决。现在,几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另一个贾森·伯恩被追捕。那些美国佬和我们一样急着想干掉他。我很想知道这一次我们当中谁先扣动扳机。”
“这有什么要紧?”
“我要抓到他!”侧着的身影低声说。“他从来就不是真实的,而这就是他对我犯下的罪。告诉伙计们,谁要发现他。传话到蒙索公园,但别动手,盯着他,别动手,我要他活到3月25日。在3月25日这一天,我亲自处决他,然后把尸体交给美国人。”
“这吩咐马上就传下去。”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
“安吉勒斯·多米尼。”乞丐说。
26
老军人一言不发,陪着比他年轻的男人在勃瓦·布隆内洒满月光的小道上走着。两人谁也不说话,因为已经说了太多——承认、反驳、否认和再肯定,威利尔不得不思考和分析,接受或强烈反对他所听到的一切。如果能忿怒地回击、驳斥谎言和让头脑重新冷静下来,生命会好受许多。但是不是泰然做这件事。他是个军人,逃避不是他的性格。
年轻人的话有不少是真的。这表现在他的眼睛里、声音里以及每一个祈求理解的手势里。这个没有名字的男人不是在撒谎。最终的背叛是在威利尔的家里。它说明了许许多多他以前不敢怀疑的事。老人真想痛哭一场。
对于伯恩这一个丧失记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改变或编造的。变色龙没有现身。他的话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有事实为根据。他得寻找卡洛斯,了解那刺客知道些什么;如果失败,他就没命。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想说。他没提及玛丽·圣雅克或者诺阿港,没提那个由一个或者几个不知是谁的人发出的住处,也没提会行走的空贝壳,它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因为他甚至不能肯定他的破碎记忆是否属于他本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提。
相反,他详细叙述了他所了解的有关一个名叫卡洛斯的刺客的情况。他的了解如此广泛,以至在叙述过程中,威利尔惊讶地望着他,承认他掌握的情况是高度机密的。同时对新的和惊人的情况符合许多既有的推断感到震惊。这些,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这样清楚地听过。由于他的儿子被害的缘故,将军有机会接触国内最机密的有关卡洛斯的卷宗,但是那些记录都无法和这个年轻人所摆出的事实相比。
“在阿根托尔餐厅同你谈过话、给我家里打电话、向你承认她是信使的那个女人……”
“叫拉维尔。”伯恩接口说。
将军停顿了一会儿。“谢谢。她识破了你,她拍了你的照片。”
“是的。”
“在这以前,他们有照片吗?”
“没有。”
“正如你追捕卡洛斯一样,他反过来追捕你。可是你没有照片,你只知道两个信使,一个刚才到了我家。”
“是的。”
“和我妻子说了话。”
“是的。”
老人转过身去。沉默开始了。
他们走到了小径的尽头。那儿有个小湖,湖边围着白色的砾石,每隔十到十五英尺就有一条长凳,就象仪仗队围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的墓地似地围着湖水。他们走到第三条长凳前。威利尔打破了沉默。
“我想坐下来,”他说。“上了年纪体力差了,这常使我难为情。”
“不必如此,”伯恩说,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是不必如此。”将军同意说,“但是确实如此。”他停了一会儿,平静地补充了一句:“常常是和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
“那没必要。”贾森说。
“你误解了我的话,”老人转过脸去对着年轻人。“我指的不是床上的事。我时常觉得有必要缩短各类活动——提前离开一个晚宴,独自去地中海度周末,或者到季斯塔德的山坡上去呆几天。”
“我不知道我是否听懂了。”
“我的妻子和我经常不在一起。在许多方面,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各寻各的乐趣。”
“我仍然不懂。”
“难道我还得使自己更难堪吗?”威利尔说。“当一个老头子发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一心想和他共同生活,有些事情可以理解,可还有些事不这么容易理解。当然,首先得要在经济保障。在我说来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地位,物质享受,出入豪门巨宅,结交名流。这些都很容易理解。这些东西能把一漂亮的僧侣换进家来,在他的同辈中拿她炫耀,仿佛显示自己仍有男子生殖能力。但是人们总有疑问。”老军人停了好了会儿。他要说的话对他说来不是那么轻松。“她会不会找个情人?”他平静地继续说。“她是不是渴求一个更年轻、更结实的身躯,一个和她更和谐的躯体?如果她这样做了,那也可以原谅——甚至令人有放下包袱的感觉,我想——只希望她能谨慎些。一个戴绿帽子的政治家要比不时发作的醉汉更快失去他的选民,因为这意味着他连老婆也控制不住。还有其它要担心的,例如,她会不会滥用他的名字?会不会公开谴责一个他想说服的对手?这些都是年轻的人可能会干的事。要是在交换当中的部分危险还可以对付。但有一个潜在的疑问,这个疑问一旦证明正确的话,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如果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一个阴谋。”
“那你已经有所感觉了?”贾森低声问。
“感觉不等于现实!”老军人激动地反驳。“观察战场是不能凭感觉的。”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威利尔的头向后仰了仰,又向前低下来,目光落在湖水止。“我们今晚看到的事,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希望有,而且我将给她一切机会来解释。”老人又停了下来。“可是我心里面知道不会有。就在你告诉我古典商店的事情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这一点了。我看着街对面我房子的大门,忽然间,好几件事都对上号了。这使我感到痛苦。在过去的两小时里,我明知不对却坚持争论不休,没有理由再这么坚持了。我的儿子重于这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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