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长期的困顿、磨难和迟疑，今天，大幕终于拉启了。
那么，就开始吧……
“……困难与机遇共存，风险和成功同在。我们的同志在看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机遇；在想到风险的同时，更要看到成功的希望之光。如果机遇和成功的希望大于困难和风险，我们就要毫不动摇地去做。我们市委领导班子应该有个共识，那就是：为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平川地区1000万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要敢于抓住机遇，勇于承担风险。
“要有带领1000万人民使平川全面起飞的大志向，不要开口闭口就是经济欠发达。知道欠发达，就要迎头赶上去，挂在嘴上说什么？谁会同情你？！谁也不会同情你，只会更瞧不起你！日后再到外面开会，我们的同志就是要争取往前面坐，就是要争这口气。水、电、路都要尽快上，没有资金怎么上？大家拿主意，想办法，想得过了头也不怕。要敢想，想都不敢想，我们还能干什么？！
“精神面貌要变一变，思想观念要变一变，不能再满脑袋的小农思想，小经济意识，不能再满足于吃饱肚子。今天只为吃饱肚子，明天很可能就要饿肚子。前两个月，我在合田公路上看到一条标语，上书十个大字：‘以山芋起家，靠加工发财’。我很不高兴，问那个乡党委书记，靠地瓜干能起得了家、发得了财么？这就是典型的小农意识，连大农都不是！人家江南一个村办厂的产值比你一个县都多，你就是全县种十年地瓜也赶不上人家。
“我们城里也是这样，大锅饭把人养懒了。有些工厂连开工资都要靠贷款了，厂里的农民临时工还不辞掉，脏活累活还没人干。这怎么得了？这样下去，我们的国营企业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曹务平同志分管工业，你搞一搞调查研究，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铁工资和铁饭碗能不能试着给他端走？！还有干部问题，我在这里提个建议：亏损企业的干部、人事一律冻结；无德无能的，就地免职；企业不扭亏，一个不能它调。这事请组织部、人事局拿出一个方案来，报常委会研究。
“还有一点，要在这里着重申明一下。在以我为班长的这届市委领导班子里，谁都不得鄙薄前人。要知道，谢学东书记也好，郭怀秋书记也好，都是认认真真干工作的好同志，好领导，为了平川，他们是尽了心，尽了力的，郭怀秋书记连命都赔上了。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在我面前对他们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坦率地说，你我现在都没这个资格。
“最后说一下班子的团结问题。作为1000万人民的领导者，我们这个班子的团结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决定了整个平川的兴衰荣辱。有些同志告诉我，说是我们这个班子里谁是谁的人，谁是哪个帮。我说，这很奇怪，我做了六年的市委副书记都没看出什么帮派来，你怎么就看出了？我不认为我们这个班子和我们平川的干部队伍中有多么严重的帮派问题，只是知道有些同志因为历史上的工作关系来往多一些。我在这里要表个态：同志之间来往多一些没关系，可若是这种来往造成不正常的好恶，影响到工作，影响到市委的决策，我这个市委书记是决不会答应的。当然，目前这种问题还不存在，我只不过是提前打个招呼而已。
“至于我个人，我向同志们保证：在今后市委决定的一切工作中，我首先起带头作用，把全部精力用到工作上，决不以权谋私，决不拉帮结派，决不对自己的同志耍政治手腕。我要求自己做到：对任何人都不分亲疏，只看工作表现，工作能力。希望班子里的同志们监督我，提醒我，形成一种既讲原则，又高度团结的好风气，使得我们这个班子能成为一个堪担历史重任的坚强战斗集体，1000万平川人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在平川市委新班子的第一次常委扩大会上，吴明雄如是说。
平川市委常委班子的新老常委们就此记住了吴明雄这番即兴式的讲话，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吴明雄，作为市委书记的吴明雄。
嗣后回忆起来，束华如还说：
“我真正认识吴明雄就是在他首次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我再也想不到，刚刚开过一个前市委书记的追悼会，在那么一种沮丧气氛下，吴明雄竟有如此信心和勇气，竟讲得如此具有感召力。我看，这里面除了权力的因素，更多的可能还是个人气质、领导水平的因素。平川干部队伍的帮派问题本来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吴明雄处理得很好，既不点破它，也不放过它，警告得含蓄而有力，后来事实证明，也真起了作用。我当时就意识到，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身边，平川不会再有受制于人的市长了。我束华如可以甩开膀子轰轰烈烈干一场了。因此，吴明雄话一落音，我就带头为他鼓起了掌。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几次真诚掌声。”
新任市委常委曹务平也说：“应该承认，吴明雄是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是为平川人民干大事的政治，不是谋求个人升官发财的政治。他想干事，就不能不顾及平川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尽管他也和大家一样清楚，谢学东、郭怀秋都没能把平川的事情办好，可他非但自己不议论，也不许别人议论。一个‘不鄙薄前人’，既表现出了吴明雄的政治上的成熟，也表现出了吴明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对常委班子的调整，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留下了陈忠阳，同时，又提名我进常委班子，形成了事实上的制衡机制，又落得让陈忠阳和肖道清都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不是目的，做事才是目的。吴明雄要做的事还真不少，第一次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就一件件一桩桩都提了出来，要大家想办法。那当儿我就有了预感，这个市委书记会把大家搞得屁股冒烟，让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搞那些勾心斗角的小把戏。”
肖道清却另有看法。
肖道清在吴明雄身上看到了权力对人的巨大作用力。
在当天的日记中，肖道清写道：“权力的作用力是巨大的，它改变人，塑造人，同时也腐蚀人。这种腐蚀不仅仅指个人生活的堕落和私欲的膨胀，更是指政治野心的无限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野心的无限扩张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引发的后果更严重，而且也更有欺骗性。假如吴明雄个人生活堕落，毁掉的可能只是吴明雄，而吴明雄政治野心的扩张却可能毁掉平川人民的安居生活。我想，这个农民出身的市委书记从掌握权力的第一分钟起，大约就准备拿1000万平川人民的身家性命做本钱，进行一场政治豪赌了吧。赌赢了，他青史留名；赌输了，他回家养老，一个多么聪明的老同志。自然，吴明雄今天只是务虚，仅限于提出问题，还没有动手押宝，那么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或许还有制约这种权力野心的可能？我说不清。”
第六章 工农兄弟
胜利煤矿坐落在民郊县万山镇上，拿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曾让河东、河西村的农民兄弟羡慕了几十年。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兼万山集团总裁庄群义至今还记得，当年为了能到矿上当工人，自己曾付出了怎样的一份心酸。因为矿上采煤征地，河西、河东村每年都有几个进矿干工的名额，大家就为了这几个名额你争我夺。河西村的大户是田姓，庄姓是外来户，当时，公社和大队掌权的是田家人，所以，每年的招工名额大都被田家人占去了。为了争取做工人的权利，从部队复员的庄群义带着庄姓社员和大队书记田老三恶干了一场，一气之下讲了些出格的话，结果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庄群义挨了批斗，还被押到公社关了半个多月。从公社放出来后，田老三明确地告诉庄群义：“做工人，吃商品粮的梦，你姓庄的就别做了！只要我田某人当一天大队书记，你就得给我下一天的地。既是吃白芋干的命，你就得认。”
庄群义不认命，先是四处告田老三，告不赢，便带着一帮本家兄弟到胜利矿的矸子山上淘炭，这大抵可算是河西村最早、最原始的乡镇个体工业了。那时，河西大队一个壮劳力每天只挣八分钱，而淘炭一天能挣两元多。三人一个炭塘，再不济也能淘出二三百斤炭来卖。仅仅两个冬天，庄群义就在河西村第一个盖了新房。
这又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大队支书田老三一口咬定庄群义是挖社会主义大矿的墙脚，又把庄群义游斗了一回，还开除了庄群义的党籍。其时，农村城市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乡矿之间的经济矛盾还没有暴露，乡矿领导在政治上是高度一致的，两边同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会批，小会讲，可就是没法把以庄群义为代表的一帮农民弟兄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下来。你这边才毁了他的老炭塘，那边他又掘出了新的炭塘；矸子山上，你刚赶走这伙人，那伙人又拥上来了。
庄群义和河西村农民弟兄追求富裕生活的意志就那么坚决。
河东村的田大道也是那时候冒出来的。
田大道淘炭时兼带偷炭，可谁都拿他没办法，这人太邪，有一身祖传的武功，据说还有36个结拜弟兄。有一回偷炭，被矿保卫科抓了，放出后只三天，保卫科长就吃了闷棍。后来，田大道用卖炭得来的钱在河东村造了一座土碉堡似的两层小楼，号称“总统府”，落成时门旁公然贴着一副对子，一边是：“一个工，八分钱，不够社员买盒烟”；另一边是：“学大庆，学大寨，哪有淘炭来得快”；横批是：“能富就行”。这在当时就闹过分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抡起了铁拳头，用推土机推倒了田大道的“总统府”，以现行反革命罪将田大道正式逮捕，判刑三年。
公审田大道时，庄群义也在场受教育。庄群义印象最深的是，田大道对啥都蛮不在乎，临要押上公审台了，竟还问公安局的人要烟抽，说是不让他抽口烟他就不上台。公安不但不给他烟抽，还用皮带抽他，他就躺在地上破口大骂。
田大道的被捕判刑，仍然没有遏制住两个村农民弟兄发家致富的热情。大队和矿上抓得一松，矸子山半腰上四处都是炭塘；抓得一紧，农民弟兄又拥到了矿门口和运煤铁道上，扫捡道路上的煤，扒搂运煤的火车。
这种对自由经济的热情，也渐渐影响到了胜利矿的工人家属。大约在70年代中期，不少工人家属也上了矸子山，而且还在矿区周围的荒地上开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菜园子。那当儿，曹心立已到胜利矿当了政治部主任。曹心立便在全矿干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胜利矿是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河东、河西村的小生产者，蚕食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大矿，也蚕食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
蚕食后来就发展到了集体哄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西、河东生产大队的农村干部们和胜利矿那些吃商品粮的煤矿干部们不那么一致了。两村的农民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矿内的炭场抢炭，穿着土染尿素口袋布服装的大队支书们却不愿管了。再后来，大队干部们也和落后社员同流合污，带队套着马车到矿上“借炭”，还“借”得理直气壮。田老三就公然说过：“这些炭本来就是我们地下的，我们借点用用理所当然。”
事情就这么奇怪，庄群义们出力流汗淘炭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集体哄抢倒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了。从公社到县里，地方干部们都明里暗里护着田老三们，使得田老三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差没把胜利矿的大井架子扛走了。
对此，庄群义很不以为然，从心里认为这样干太无赖，背地里总把田老三称做活土匪。还讥讽说，与其到矿上抢炭，倒不如拉起基干民兵，端起枪直接去抢银行了。对这类哄抢事件，庄群义一次也没参加过。
庄群义有庄群义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到了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情况又变了。河西、河东村都开起了小煤矿，乡镇企业走到了中国经济的前台，乡矿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为了争夺地下的煤炭资源，乡矿双方的官司一直打到市里、省里。后来，市里在请示省有关部门后，作了一条硬性规定：河东、河西的小煤矿只能开采海拔－180米以上的边角煤，主采区和深部煤田不准开采。河西的田老三、河东的田大道偏不管这一套，四处打洞子，把个胜利矿淘得个千疮百孔，为此还闹出了人命。有一次，田老三和两个井长下井去检查工作，正巧胜利矿那边放炮，煤壁炸穿，田老三当场死亡，两个井长重伤……
庄群义就是在田老三死后出任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的。
公正地说，新上任的庄群义一开始并不想沿着田老三的路子走下去，继续和胜利大矿争资源。然而，河西村的八座小煤矿已无一例外地扩张到了胜利矿的腹地，他已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