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最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首，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们中华革命党人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党初，临时大总统三军最高统帅李健便提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宪法，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
如今天下即将平定，正是将我们革命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实现的时候。
这篇文章一出，顿时在政府内部和民间炸开了锅。鞭挞讨伐之声一片，有些同情王韬的人颇感不解，王韬权高位重，为何将自己推到这风头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对王韬这种背经叛祖的说法难以承受，自然骂声不绝。政府内部的人怀疑王韬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讨伐。
李健看过王韬给他的信，明白王韬一片苦心，王韬虽然思想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是最终始终出身儒门，心里多多少少有贤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韬一面劝自己再赴北美创盖世之功，成为伟大的领袖，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王国。一方面又要防范于未来，避免出现权利腐化，想利用宪法鞭策制衡。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并且希望启迪民智，让人民能够认同。他一面警告人民不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圣人王的出现，一面又对李健成为圣人王充满了期待。非常之世当用非常之策，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能知晓。他这是将一生的抱负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也许他心中正被激情和矛盾煎熬着。他希望自己能够幸运的成为魏征，李健成为李世民。而且要比李世民更加伟大，当他们都离开人世之后，国家不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人亡政息。政策可以平稳的承传。汉唐的盛世可以世世代代的延续。他的这片文章是一篇檄文，对全天下开战，包括李健和他自己。
李健钦佩王韬的政治远见和政治胆量，更钦佩他的政治人品。但是他和王韬一样，心里很迷茫。是机缘的巧合让他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自己没有做好改变历史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些历史上的政治精英们，比如像王韬这样的人。王韬的直言进谏，正是看出李健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感情用事的倾向，北美军事指挥汤姆和举荐汉斯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健改变了王韬，王韬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李健改变了历史，历史也在悄悄的改变李健。
全国都在讨伐王韬，李健却默不作声。
他在成全王韬。他和王韬都在细细的观察周围的反应。
李健的沉默，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发言。在一片讨伐声中，开始出现支持王韬的声音。
首先是统辖四省改革的方举赞，他在上海发行的《申报》上刊登文章，名为《西方三权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阐述了政府内权利制衡的优点和好处。建议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举赞和王韬一南一北，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导向。
当然，也有意见不同者。政府高级顾问，山西大儒徐继畲在南京写文章也发表在《申报》上，题目是《中国需要总统还是皇帝？》。文章赞同资产阶级改革，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决定的，他赞同君主立宪制。
徐继畲的说法很能让中间派人士接受，舆论反响剧烈。他的文章一出，连随他刚到南京的李鸿章也坐不住了，提笔写文章投稿《申报》，题目是《中国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张在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适当的维护和加强皇权，应该给皇帝更多的权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欢迎。
汉斯也不甘寂寞，发表了《国家与民族的融合—太平洋两岸的统一》，文章认为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才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
申报连续发表政府要员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舆论风暴的中心一下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并没有人参加这场社会大讨论。直到第一军三师政委蔡邦道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讨论对民众的引导》再将人们的视野转向南方，同时军队中也有高级将领参加了讨论。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强大，那么民歌代表民心的归向；如果坦克代表新兴的革命，那么民歌代表传统的承传。文章从江西百姓传唱《十送红军》说起，建议政府应该重视引导民众，开启民智。坦克和民歌，除旧革新和传统承传，这两样东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时嘴中唱着民歌，这样不是更好吗？只有在传统承传的基础上才能顺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视舆论引导的同时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无论将来国家推行何种政策，民众的引导都是前提基础。
王韬抛砖引玉，对各种言论都包容兼并。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大江南北洛阳纸贵，报纸的发行量猛增。
此时王韬反倒像个没事情的人一样，伴随着南北大讨论，一道道政令不断发出。特别是政府全面通过了方举赞的经济改革方案。不过王韬依然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限制。比如，对于金融市场，政府依然会加强控制，并且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制度化管理。对国有大型企业出让股权，增加了很多硬性规定。国家必须为股份所持最多的一方或者至少拥有45％，外国资本最多能够用有20％。这些限制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避免日后形成的垄断资本蚕食控制国家经济，妨碍国家对经济的正确引导。但是国家对于投资社会基础建设进一步放开了限制，比如，修筑公路，铁路，码头港口等等。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可以独立承担，国家还能无偿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对私人投资小型企业政府继续维持原来的鼓励政策，限制更少，鼓励私人小型企业发展。
热热闹闹的大江南北完全没有严冬即将到来的景象，报纸上每天都能看见重大的新闻事件。大讨论依然占据主导，王韬新政令颁布之后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大新闻。
第九节 运筹北京
作为新政府统领四省行政的行政长官，方举赞在新政策出台后第二天便在上海宣布公开拍卖江南制造总局45％的股份，这45％的股份底价是900万两白银，被平均分成三份一起拍卖，每份15％。价高者得。若个人无法筹集如此庞大的资金，可以以集体集资的方法竞投。
稍候，政府还会将康健银行兼并的十几家银行票号重新组合再完全出卖。方举赞把它们重新组合成阜康银行三家银行。
然后再出卖的是威龙商号、大盛魁商号。威龙商号主要业务集中在南方，大盛魁集中在西北。
很多商人、财主对江南制造总局的股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一旦成为股东，不但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最重要的是成为股东也等于拥有了护身符，再也不用担心政府对富人的镇压清算。
而外资因为新政府过多的限制，对直接购买股份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和中国商人合作，这样操作风险会很小。
所以真正有实力购买全部45％股份的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晋商代表蔚泰厚银行东家张廷将，郭嵘，总经理梁寿昌。再有就是南方新兴的粤商，高钰、赵厚田等人。最后参加竞争的人是徽商代表胡雪岩、刘庆生。
就实力来说晋商最财大气粗，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早年就和康健银行合作，加上他们和政府高级顾问徐继畲关系密切，这几年来业务蒸蒸日上，赚了很多钱。但是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这次分开竞投，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南方的粤商们大多是早年新政府一成立就响应政府参与实业的人，这几年来他们的实力渐渐强大。可惜的是粤商中有不少人钟情于广州政府即将出卖的广州造船厂，结果很多粤商没有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竞投。
至于徽商胡雪岩，他的出现很让人感到意外。自从清军军事失利后，很多票号、商号倒闭。最轰动的就是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可是现在他竟然卷土重来，而且是他并不太在行的工业制造业。但是就实力来说他的实力是最小的，也有人不相信他能够筹集到900万两白银。
江南制造总局局长孙英德大致了解了竞投方情况之后和方举赞讨论。他也很奇怪胡雪岩怎么会来参加竞投呢？阜康钱庄倒闭之后，他因为帮助戈登和平解放上海所以逃过了被镇压的厄运。但是他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以前了，虽然在江浙还拥有上万亩良田，但是现在江南土地价格很低，所以他本人并没有很多资产。这次据说联合了不少徽商一起竞投，但是估计他们的资产总值最多只有500万，根本不可能和另外三家竞争。
方举赞对孙英德说：“我听康健银行的孟子元、刘庆和说过，胡雪岩这个人是个经商的天才，要不是因为清政府垮台，阜康钱庄坏账无数，阜康钱庄是不会倒闭的。即使这样这次他卷土重来也不可小瞧。”
孙英德仍然不解，“可是问题是，胡雪岩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调动，即使他只想争取15％股份也很难成功。晋商和粤商实力很雄厚。”
“刘庆和对我说过，他感觉胡雪岩的目标并不在江南制造总局。”
“那在哪里？难道是……？如果是这样，真是声东击西的好计啊。”
“我们不必插手这件事情，现在平白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这样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看好戏吧。”方举赞微笑着提醒孙英德。
“只怕，蔚泰厚银行总经理毛鸿翙不是这么好对付的。阜康钱庄和日升昌票号都是他搞垮的，他不会让胡雪岩这么轻松翻身的。”孙英德的语气并不看好胡雪岩。
上海这边沸沸扬扬，弥漫着商战的气息。北京也发生了大事件。
在天津红军再次大捷，北京城终于完全暴露在红军攻击之下。
消息来得太突然，虽然早些时候有小道消息说，红军骑兵在天津打了大胜仗，大家心里知道清朝很快就要完了。可是很多人仍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天津和北京毕竟离得远呢！
12月初，全国战场继续沉浸在一片捷报中，四川基本解放，红军各路主力抵近西安、开封、济南，黄河以南除了个别地区，大部分被解放。左宗棠在安徽接受了红军代表徐继畲、郭嵩焘的招降，归降了新政府。
更让清政府恐慌的是红军印第安骑兵主力抵近天津，离北京不远了。
按照天津新军主帅荣禄的想法，那就是坚守天津城不出。不管怎么说天津还有十万装备了新式火器的新军，拖延个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北京的恭亲王奕訢正在和洋人谈判，说不定能够有转机出现。
但是慈禧太后不是这么想的，南面李鸿章、左宗棠相继投降。虽然荣禄是满人，她心里还是不放心，不但在天津派了监军，还不断的下旨要荣禄出城迎击红军，将红军阻挡在黄河以南。
慈禧太后不知道天津的真实情况，她也不可能亲自去天津视察军情。而下面的人只会报喜不报忧。天津虽然号称有十万新军，并且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可是天津新军军饷不足，当官的还想尽办法克扣盘剥，所以士气低下。士兵们出操不出力，训练也大打折扣，加上不传来清军失利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军心涣散，除了能欺负天津百姓，战斗力恐怕连土匪也比不上。
由于慈禧惧怕印第安骑兵绕过天津直接袭击北京，加上渤海上不断聚集的红军军舰，整个北京都人心惶惶，大臣们开始弹劾荣禄畏敌怯战，慈禧连番要求荣禄出战，荣禄在坚守了一个月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城决战。
天津新军参将李福明主动要求打前锋，荣禄心中大喜，马上应允，并重重的奖赏了他。
这个李福明是他的心腹爱将，这个人年纪很轻，20岁都不到，可是小小年纪却早已经成了武状元，并在两年前朝廷组建新军的时候报名入伍。他对英国教官的教导接受很快，还学会了一些英文，很受英国教官的喜爱。朝廷里很多人似乎也很看重李福明，不断有人向朝廷举荐褒奖李福明，说他文武双全，还能精通洋务。所以这两年他迁升的很快，已经是正三品蓝宝石顶戴身穿豹袍的参将了。当然他带的兵也是最有战斗力的，李福明平时为人颇有侠义之风，常常体恤爱护自己的士兵，士兵们都很拥戴他。
但是荣禄万万没有想到，李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