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要义，根据为师的多年的潜心总结，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至于是哪‘八个字’，据说，这是张先生私下里教给李福兆的，不便透露。张先生说道，你学懂了做‘策论’的要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管你出什么古怪的题目，都能好文章的。这李福兆细听张先生的讲话，虽然是张先生随口而说，前前后后只有千个字，但是如果用文字记录下来，岂不是一篇完整的‘策论’，或曰‘屁论’也！
话说这张先生正在诱导同学们如何作‘策论’，同学们见张先生竟然就‘放屁’之事说了一大套的话，个个哈哈大笑，而李福兆同学则深感张先生的水平高超，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且不说这课堂上的种种笑话，忽然间，那李家庄上锣鼓喧天，吹吹打打，人声嘈杂，好不热闹。忽有几个人气喘吁吁地直奔学校而来，边跑边喊：“不得了不得了，天大的喜事！”那张先生和同学们受到惊动，一涌而出，问是怎么回事？那些来人说道：“县里的衙役送喜报来了，说是李福兆等一帮同学中秀才了！”
那张先生和同学们一听，个个欣喜若狂。特别是这李福兆，这一年刚刚虚岁十岁，也中了秀才，人人惊奇不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1。26发】
古代剩女相亲记－－－－－－外一篇
第五十七回
上回说到，【先生即兴作‘屁论’，福兆十岁中秀才】。这回说的是，【公平公正科举试，一鸣惊人李福兆】。
各位看官，如果你能基本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再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两者之间一比较，你就会发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这话怎么讲呢？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愚昧到文明，这其间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莫过于奴隶制社会了。在奴隶制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沦为奴隶；而所谓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财产，等同于畜生。西方把这样的时期，叫做‘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根据这一标准，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就是说，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
而在中国的史学界，以及理论界，通常把夏启到西周期间，定为奴隶制社会。但是，中国的所谓奴隶制社会确实不像个奴隶制社会。首先在经济上，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然而，人民却有土地的自由耕种权。一块‘井田’把土地分成九块，中间是‘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公田’的收获归诸侯或天子，‘私田’的收获归耕种者，即所谓的奴隶。实际上等于九分之一的税收。后来，可能因为各家去种‘公田’相互扯皮，或者出工不出力；可想而知，所谓‘公田’的产量，肯定没有‘私田’高，于是就把‘公田’都分了，直接交百分之十的税收。在当时，奴隶还可以自由迁徙，例如，许行就从楚国跑到滕国去种田了。这在‘孟子’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在政治上，虽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奴隶低人一等，不能像统治者那样可以世袭爵禄；但是，所谓的奴隶，可以因为他们的杰出才能，而被诸侯或天子看中，建功立业，成为政府大员，跻身上层社会。例如，姜子牙从一个东夷的老头变成周朝的开国功臣；百里奚被秦国用五张羊皮买了，竟然成为秦国的丞相。在思想、教育、言论上，各地都设立‘乡校’。所谓‘乡校’，就是让民众议论朝政的地方。‘郑子产不毁乡校’，就是最好的证明。所谓的奴隶，竟然可以议论朝政，这哪像个奴隶啊！
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创立了科举制度，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不管你住甲地，还是住在乙地；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学，进身上层社会，为国为民，施展自己的报国之志。这实际上把中国传统的‘唯贤是举、唯才是举’的文明传统制度化了。当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西方人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制度太伟大、太了不起了！当然，在中国某个特定的时期，由于坏人当道，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从而使这个制度中断过。例如在元朝。
却说这个世界之上，所谓的‘人’，实际上分三种，即动物、人和魔鬼。细看这人类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人和魔鬼斗争的历史。但是，由于人一生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动物，正如孟子所是‘人之于禽兽，几希’。所以，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由于魔鬼的嚣张，往往坏人得势。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他的深刻的思想就在于这一点－－－－－仁义的刘备斗不过奸诈的曹操，奸诈的曹操斗不过更奸诈的司马氏，最后，三国尽归司马氏。中国赵宋王朝时期，文化发达，经济世界第一，但是却被落后的蒙古统治者所灭亡。而蒙古统治者是靠打打杀杀、抢劫掳掠为生的，视中原文化为粪土。这蒙古统治者占领中原以后，把人分成四个大的等级，十个具体的明细等级。就大的方面来说，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北汉人，四、南汉人。就明细的具体的等级来说，一、官员（行政长官），二、官吏（政府一般工作人员），三、僧侣，四、道士，五、医生，六、高级工匠，七、普通工匠，八、妓女，九、知识分子，十、乞丐。
元朝的统治者，把个知识分子看得比妓女都不如，哪有知识分子的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就废弃了科举考试。在这中间，为了装点门面，为了掩盖野蛮的本质，元朝统治者偶尔也间间断断地举行了一些科举考试，但即使考上的人，都没有得到重用。
蒙古统治者以野蛮征服中原，又以野蛮统治中原。为了防止中原人造反，切菜的刀都不允许各家持有，而是用个铁链子锁在码头上，让各家共用。虽然蒙古统治者费尽心机，残暴统治，一心维持当时的社会稳定，最后还是悲惨的灭亡，在当时的安徽地带，整个统治集团被杀得一个不留。
明朝以后，恢复了科举考试，中华文化才得以复兴。
却说这一年，又到了‘童试’的时候，这李家庄上的学子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跃跃欲试。
原来，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就十分地注重教育，鼓励学习，并且从中择优录取为栋梁之才。在最基层的一级的选拔考试，由学政部门牵头，以县一级组织实施，每年考一次；考上了，就叫‘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如果你考上秀才了，就集中到‘县学’里去学习。不仅如此，考得好的学生，到‘县学’里去学习，还是免费的，一切由国家负担。更有出人意料的：如果你考上了秀才，你的父母不管是做什么的，就一律免了税收！可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何等的重视教育，何等的重视人才！各位看官，不要听一些反动分子的胡说八道，把个黑暗说成光明，把个反动说成进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污蔑我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
再说这个张先生领了李家庄上的一帮学生，意气风发来到无锡城里参加‘童试’。
却说我中华民族古代的科举考试是十分的公平公正的：每人单独的一个阁子，笔墨纸砚摆放整齐，然后衙役一一发放试卷。这样一来，各个考生之间既不能交头接耳，相互抄袭提示，而且，每个考生又不受干扰，能够专心致志地考试。
如果哪个考生敢作弊，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坐牢杀头。至于监考的官员，如果有敢作弊的，轻则罢官，重则发配流放、坐牢杀头，甚至满门抄斩的。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被反动分子一再吹嘘的所谓的‘文化旗手’，其祖上有一年做监考官，收礼还没有收得到手呢，只是有这个意向；哪知事情败露，结果就搞得家破人亡。不像现在，萝卜招聘的，请人替考的，比比皆是。如果是在中国古代，仅凭这一条，不知要杀掉多少混蛋呢！
再说在无锡城里的童试，考生们聚精会神，认真答题。先考一般的基础知识，重点在于‘策论’。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宪问耻’。
原来，中国古代以‘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立国，平时国文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而考试中的‘策论’，常常以儒家经典中的某句话，或者某个思想为题，等于是一篇学习心得差不多。
却说这个李福兆接到试卷之后，看了题目，遵照张先生的‘八字’策论秘诀，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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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耻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曰：“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孔夫子的学生原宪问道：什么叫‘耻辱’？孔夫子答道：“国家政治清明之时，为政者清廉贤明，是个为国为民的朝廷，这时候你在朝廷做官，就是为国为民服务，因而得到官禄，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国家政治黑暗之时，坏人当道，这时候你在统治集团里做官，与罪恶的统治者一起欺压人民，就是助纣为虐，如果再得到高官厚禄，这就是耻辱！”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某类动物而言，为了生存和发展，常常都是以社会组织的形态而存在的，这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例如，蚂蚁、蜜蜂，豺狼、狮子，都是以社会化组织存在的，更不要说灵长类动物了。而作为这个世界上的顶级的动物－－－－人类，更是必须有社会组织了。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女娲造人，人类社会得以诞生。在上古时代，人民愚昧无知，茹毛饮血，劳动能力很差；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通力协作，是为共同劳动的社会。后来，由于人们认知的进步，劳动经验的积累，劳动技能增强了，人们的劳动所得除了能养活自己而外，尚有结余。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
随着人类物质产品的丰富，人类的文化也在前进。于是乎，人们懂得了，这人不仅仅是个动物，作为人类，它要有人类的文明，否则，则与禽兽无异焉！而我中华大国的先贤们，为了创造我伟大的中华文明，为我们制定了若干法律制定，人伦纲常，使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总之，要使人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在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例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他们作为智慧的化身、仁义道德的化身，勤恳为百姓服务，处处为民众作想。例如，《尚书》说：“帝尧办事认真，明察四方。他为人温和宽容，讲求诚信，恪尽职守，而又谦让。他的光辉照耀四海，充满天地之间。”大禹为了驱除水害，三过其门而不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圣人所领导的社会，是人民拥护的社会，是政治清明的社会。
但是，这个世界之上，总有一部分人好吃懒做，不想劳动，而是靠歪门邪道，靠侵害别人的利益而生存，或偷吃扒拿，或杀人越货；更有甚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由于人民群众的无知，或由于外国势力的干涉，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一些邪恶之人，窃取了国家政权。这些邪恶之徒，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欺压，致使百姓民不聊生，道路以目，国家暗无天日。是为政治昏暗的社会。
由此可见，就人类历史而言，有政治清明的时期，有政治昏暗的时期。孔夫子说：“政者，正也。”孔夫子又说：‘食、战、信是为政的三大要点。如果非要去掉什么，宁可去掉食、战，但是，信，是不能去的，民无信不立。’孔夫子说的意思是，所谓执政，就是掌握公平公正，使人民心悦诚服。人人心悦诚服，国家就太平安康，这就是政治清明。在这样的朝廷办事，是一种服务，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而所谓政治昏暗的时期，就是没有什么公平公正，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苦不堪言，甚至都不敢说话。如果你在这样的朝廷做官，就是一种耻辱，甚至不仅仅是耻辱，而是一种犯罪！
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正人君子，在政治清明之时，应该用自己的才学去为国为民服务；在政治昏暗之时，应该像周武王那样，领导人民去推翻罪恶的统治者。是为真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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