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 第55部分

由于进展仍不顺利，5日拂晓，集团军派廖汉生到三五八旅，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廖汉生赶到三五八旅，却从黄新廷那里得知集团军下命令叫撤退了。黄新廷认为四十八旅只剩下镇内两个较大的据点，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战斗，集团军在这关键时刻叫撤退，很可惜。


廖汉生不大相信。因为集团军派他去就是要督促尽快解决战斗，怎么会要撤退呢？他赶紧打电话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阎揆要接了电话，向廖说明是司令员、政委考虑到敌援军迫近，西华池还未拿下，因此下令要部队撤出的。事已至此，廖汉生、黄新廷也无可奈何。


整四十八旅一四三团留驻赤城镇的一个营（三营），53日早晨8时进入西华池。据他们说，天亮时看见解放军陆续撤到沟东的塬上集合，主动退走了。万又麟也不敢久留，立刻布置撤出西华池。走前将镇里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凡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经简单盘问，如果承认是宁县和合水的民夫但说不出部队番号或无部队认领的，均作为混入镇内的解放军，被拉走枪杀。上午11时，四十八旅南撤，走出五六里才遇见增援的二十四旅先头部队。二十四旅派了一部分部队继续向西华池前进，担任掩护。大约12时进入西华池，正好碰上解放军也派了小部队到镇内打扫战场，双方又打了约1个小时。


西华池作战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西华池战斗，可以说是一个窝囊仗。之所以说“窝囊”，是因为整四十八旅孤军西进，解放军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将其突然包围，本来是可以打好打赢的仗，却打成了消耗战。除了客观上，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存在较大差距以外，在作战指挥上也暴露出许多的问题：


首先，作为野战集团军的军事主官，张宗逊的指挥显得呆板。张宗逊在3月3日在接到军委敌情通报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原定当晚袭击板桥的计划，对敌人迅速撤退的估计不足，所以造成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决策。先是不相信三五八旅的报告，认为“敌情不明”，错过了在运动中伏击敌人以及乘敌刚进入西华池立足未稳予敌打击的时机。接着在当日晚上的攻击部署中，留置预备队过多。总计9个团，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其余2个团担任警戒，4个团是预备队，1个团作为第二梯队。第二天即3月4日经过一个白天，对敌情、地形已经查明的情况下，仍然部署不周。对打援事先没有作安排，缺乏准备，是直接导致5日仓促撤兵的原因。对进攻部队任务的分配，没有按照兵团建制赋予任务，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某个方向，而是仍按照旅、团的建制各打各的。结果配合的部队，如独一旅方向，一夜只攻占两处阵地，使敌得以主要火力兵力来应付三五八旅的进攻，增加了发展的难度。最糟糕的是，张宗逊5日拂晓在得知整二十四旅援军到达南义井之后，不能仔细地研究判断敌情，估算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匆忙地放弃已经唾手可得的胜利。实际上当天拂晓，国民党援军较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赤城镇赶来的一四三团的一个营（三营），是大约6日早晨8时赶到西华池的。另一部分则是增援的二十四旅，当天拂晓时还在南义井，差不多中午时分（12时左右）才到达西华池，途中（约11点多）遇到从西华池撤出的四十八旅残部。从兵力上来说，二十四旅援军只有2个团，加上一四三团三营，一共两个团多一点。解放军兵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用七七一团加七一四团两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将休整了一天多的八团作为预备队，迟滞援敌半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而国民党军入晚以后即不敢动作，这样至少还可以争取一天一夜的时间。


其次，野战军参谋处和各级指挥员在指挥部署上也同样存在问题。上述部署不周的问题，张宗逊固然有主要责任，但阎揆要作为参谋长，也有一定的责任（注：阎揆要是黄埔一期生，以前在杨虎城部当过团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直是做参谋工作，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45年9月调任军委一局局长，10月中旬放到陕甘宁晋绥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线的指挥员，3日晚由于地形、敌情不了解，多数过于谨慎，兵力使用不当，形成逐次增兵的打法。如当晚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而担任主攻的八团只以1个营，营又只以1个连实施进攻。因此没有形成突然猛烈的打击，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


除三五八旅以外，其它各部的进展都不大，没有对敌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至于不能有效支持主要方向的作战，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战术上对地形了解不够，对塬地进攻作战的动作不熟悉。对村落战斗如何迅速分割敌人防御体系，也没有经验。每攻占一个院落，部队就开始混乱，只好组织一次攻占一个，不能连续发展。这样不但延误了时间，而且越往里打，敌军越集中，抵抗越顽强，结果无法迅速解决。


西华池战斗之后


西华池战斗，毙伤国民党军约1600人。其中三五八旅毙伤敌约500人，俘虏10人；独一旅毙伤敌1100人，俘虏44人。解放军损失也较大，计损失821人（其中伤亡811人，其它损失10人）。在西野的战史中，西华池战斗被认为“在战术上是犯了错误的”。


大概因为还没有接到张宗逊撤兵的消息，彭德怀3月5日下午发去一电，指出：“破坏胡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并告诫张、习“每次要集中五倍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且“消灭敌一个旅也要从首先消灭敌一两个营着手”。当天晚上，张宗逊、习仲勋向军委报告了西华池战斗未能达成歼敌目的的情况，称“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之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


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这样，西华池战斗实际上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中央根据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决心、兵力以及在初战所显示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对西北野战集团的任务和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明确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同时命令陈谢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渡黄河袭击阌乡、陕县、新安、渑池，以期保卫延安，错乱胡军部署；另一方面准备在内线进行二十天的防御作战。鉴于教导旅正面过宽，3月7日彭德怀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对防御地段重新作了划分，并决定11日亲自去前线视察。另外，军委亦致电贺龙、李井泉，要求其尽快输送炮弹、掷弹到前线。


由于这一场战斗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地区，也不仅仅是野战军的任务，因此，由何人领军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据说彭德怀考虑到贺龙在晋绥无法赶回陕北，因此主动请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作战，并得到了军委的同意。当时边区缺乏统领全局的军事指挥员，让彭德怀出马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做法。


3月8日，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彭德怀在会上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我来指挥保卫延安的战斗。10日和11日，彭德怀视察了金盆湾、茶坊等地的防御准备情况，12日返回延安。大约就在这一天，军委在枣园小礼堂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总结了西华池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张宗逊和廖汉生分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3月14日，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要求习仲勋回延安和彭德怀一起主持全局，并与3月16日正式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等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这一初战并未动摇其“犁庭扫穴”之决心，但出师不利、折损大将，对士气则有潜移默化之影响。胡宗南一方面故示潇洒，将此视之为“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另一方面却讳莫如深，尽量淡化该战斗，将随之而来的延安之战大吹大擂。正好何奇5月22日被追赠为陆军中将，以致于许多人误以为何是在进攻延安的战斗中阵亡的。九十年代国民党史政编译局去采访军中耆宿时，有人居然像模像样地称：“我军第四十九旅（注：此处番号亦错）少将旅长何奇将军于十六日下午一时十七分，在金盆湾以东右侧约六百公尺处，不幸阵亡”


何奇、黄正诚、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均为胡系中之后起之秀，较之“老派”中的李铁军、李文、刘戡、董钊、丁德隆等人，不仅有“黄马褂”（黄埔）穿，还有“绿帽子”（陆大）戴，有的人还有留洋的经历。战前这批人大都担任到旅、团一级干部，平时自视甚高，且野心勃勃，互相攀援，声势颇壮，骎骎然有取老派而代之之势。孰料真正打起仗来，并非像背熟操典那么简单。晋南官雀村一战，“天下第一旅”的黄正诚先就栽了个跟头，接下来何奇又蹈前辙，连命也搭上了。不过，这并没有令胡宗南回心转意，他决心要夺占延安，为自己在蒋介石面前争功邀宠。




1946年战斗形势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
　　　　取得全面胜利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O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全歼爷台山守敌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走向何处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七大”精神鼓舞下，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完成了1945年对日寇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寇占领点线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了主动地位，为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和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伴随抗战胜利的来临，内战危机日益严重。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以南爷台山进攻，挑起内战，又一次企图夺取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威胁延安。

　　　　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除抽调胡宗南1、3、16军等部参加进攻华北解放区外，还用8个军、3个骑兵师、1个独立旅等共20余万人兵力，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积极进行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妄图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枢。从7月15日开始部队星夜西调，分别集结在淳化、耀县、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