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他们互相射击，互不相让，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正在这营中秩序无法维护的时候，我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想到各营营官大部分已经回家过年，如果不立刻设法制止，那么闹来闹去，事情就无法收拾。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叫他为营务处帮办。
过了不久，朝鲜发生内乱，清廷于光绪8年1882年。派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我父亲也随军前往。从此，他就前后在朝鲜住了12年。
庆军进入朝鲜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还时常有强奸民女的事情发生。朝鲜人民对此感到万分痛苦。这时，驻在朝鲜的日本方面的人员，对庆军军纪败坏的情形也异常不满。我父亲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招致朝鲜人民的反抗，同时也会引起日本方面对我们的轻视，结果“救援”朝鲜的使命势必难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吴长庆建议，一定要严加整顿。可是吴长庆却认为孤军远征，身处异国，如果操之过急，怕酿成其他变故，不易收拾。我父亲一再向吴说明利害，同时自愿担负这个责任。吴长庆终于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提升他为营务处总办，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他奉命以后，首先从各营抽调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扰害朝鲜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同时他还让执法稽查队的官兵回到本来所属的各营，分头宣传说明。从此，营中纪律就出现了一片严整的气象。
在吴长庆驻军朝鲜期间，我父亲曾奉命替朝鲜国王编练过一支亲军，名为“镇抚军”。此外，他还经常代替吴长庆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国的使节办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来，吴长庆的军队先后撤出朝鲜，我父亲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义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才奉命归国。他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好名声，为以后他在小站练兵以及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练兵”。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父亲是没有受过军事教育的，但是他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他所以这样做，表面上说是监督查考，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他觉得“这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成为内行。据他自己说，他对小站练兵时期的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出他们的面目，叫出他们的姓名，并且还能大致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性脾气以及他们的长处、缺点。他还特别注意抓住发放饷银的事。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惯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额、冒领等等，在每月发放饷银的时候，他一定亲自点名，按名发给。就由于他这样地认真办事，因而他所练的新军，在当时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来任军机大臣的时候，张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军机上的。张之洞也是一个热心编练新军的人。有一次在闲谈中，张和我父亲问起练兵的秘决。我父亲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有人说，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利用金钱和地位进行收买，所以当时的官兵们都对他有这样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他笼络人心的方法，还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谈到的阮忠枢，那时候正在他那里当文案。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他对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枢向我父亲说，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叫做小玉的妓女，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想纳小玉为妾。我父亲当即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情，严正地当面驳斥了。阮忠枢觉得，这既是关系军誉的大事，长官不准，也就只好作罢。过了不久，我父亲说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我父亲便邀他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并且还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从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当时不明所以，真个是如入五里雾中，及至细细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个小玉。原来，我父亲在阮忠枢和他商议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给小玉赎身。等到把事情办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更加忠实地给我父亲效劳，一直到洪宪帝制时期，还是始终如一的。
后来，在戊戌维新的第二年，我父亲升任山东巡抚。据他以后说起，他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所谓“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人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另有一个人在做着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后来常对我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他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举出上面的那个方法为例。看起来，他对于那样的做法，是感到得意。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李鸿章病死了。我父亲奉命继李鸿章之后，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现在只准备谈一谈他在这个时期的两件事。一件是，清廷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我父亲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共保东南疆土，勋劳卓著，同晋太子少保衔。太子少保本来是一个空衔，但在封建王朝得到这个头衔，是很荣耀的。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诉我们的。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磨。票号里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存款数字，一共约有100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我父亲自从投奔吴长庆，得到他的提携以后一直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他在清朝最后的一个官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西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皇位由醇王载沣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监国摄政。有一天，庆王奕匡力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
彰德“隐居”
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他内心的恐惧，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当时彰德的住宅正由我大哥袁克定监工修缮改建，尚未完工。我父亲便带了第五、第七两个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辉县暂住。我们家里的人原来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宝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我父亲到了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直到1909年5月间，彰德北关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亲才让人把所有家眷接来一同搬入新居，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的隐居生活，是有着他的长期打算的。我父亲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别墅，洹水流过它的前面。这所别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大哥所监工修建的，只是我们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还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亲搬进去以后才陆继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还修筑了几个炮楼。当时的地方当局，还派两营马队叫做马一营、马二营。驻在那里护卫着，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寨子似的。在这个“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佣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还开辟了菜园、瓜园、果木园、桑园等各种园子，也饲养了猪、羊、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以备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们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们另有一道墙围绕着。他整修了一座花园，取名“养寿园”。他雇人在养寿园里叠石为山，栽种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枣等果木树；还把洹水引进园里，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池里种植了一些荷、菱之类，养殖了很多活鱼。我父亲喜欢吃的熏鱼，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养蟹，每个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来喂养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自己捕来自己吃。池内还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圆的时候，我父亲常和全家人划船过去，在那里吃饭赏月。他有的时候独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荡舟赏月。我母亲会弹七弦琴。这个时候，他对着皎洁的月光，听着悠扬的琴音，是十分高兴的。有的时候他俩一边下围棋，偶然一语不合，也会闹起气来。有一次我母亲竟气得把棋盘、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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