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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盗国，世人颇有右袁氏者，或谓误于左右，或谓克定欲为皇子，其实皆不足以言袁心事；盖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袁氏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然即使无“使余无以自解”之言，证于其四年之柄政政绩，国人果能被其久欺乎？五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载《项城帝制思想之息壤》云：
项城病革时，涕泣向徐世昌言，帝制已事，皆为人蒙蔽云云，世人睹此，或谓恢复帝制，原非项城本意，其实个中真相，固不尔尔；盖恢复帝制之一事，当辛亥革命时，项城已意念及之，且与外人谈论及之！当时义旗高举，全国鼎沸，英人莫礼逊博士曾与袁项城谈话，并将一切情形于当年十一月廿日致电伦敦《泰晤士报》，今照译如下，读之当知项城早有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思想矣。
文云：今日下午，余得与袁世凯畅谈，袁氏身体壮健，且有胆识，自知当前之大任，关系至重，惟立意重建稳固之政府，以救国家之危亡。袁氏既抱此目的，遂居间力谋保留清室，建设有限君主政体，盖惧清室一旦推倒，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起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袁氏谓余云：现革党已有纷争之象，各省之目的，大相悬殊，北方之意见，于南方不能融洽。余谓中国革命之起。乃所以反抗主权之损失，朝廷之腐败，致国家屡召祸灾，革军实谋增加巩固国家人民之势力，非欲使国家分崩也。袁氏闻余言，复称彼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余谓吾人须论事实，今日中国各重要行省，皆已决绝，若保存清室，则万无调和之余地，现在必要之事实，无过于此！且清室不适于统治国家，大不惬人民之意，若保存之，则势不能谋统一全国，必至陷国家于分崩之境。袁氏谓此种意见似未必当，余（袁）曾详细考查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余（莫）谓如英国之有限君主政体，本为人所希冀之政体，惟英国之君主为可靠之人，而满清则大不可靠，此彰明较著，不能置辩之事实也。袁氏云：皇室断不自食其十月三十日之诺言，且星期五日，摄政王将赴社稷坛宣誓皇上必忠守其诺言云云。
余嗣论及昨日电告之举动，即皇室退至热河，召集国会，决定中国将来应采何种政体，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藉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人有恒言，时势造英雄，今日中国之现状，诚为安危荣辱紧要之关键。吾人甚望有拨乱反正之豪杰，生于其间，振数千年衰颓之国家，以为亚细亚洲光宠。今其人不可见，而徒见滔滔者莫非为安乐主义之潮流所播荡，宁不可伤？夫贪婪卑污，乃中国古圣贤所哓音瘏舌，谆谆垂戒。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伪，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吾爱中国者也。吾之爱中国，固非利害之问题，盖发于中心自有所不容已也。中国人今后所亟宜猛省者，此种安乐主义之生活方法，果否为人类之自然？果否适于生存竞争？而不然者，则中国国民固不免为劣等，固不免为天演所淘汰！使中国国民而甘居劣等，甘为天演所淘汰也，则亦已矣。若犹有奋发之心，则今日者，非天正迫汝自觉而置汝于危机之下乎？
忆前文已论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人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民国十五年十月十日，《申报》载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一文，论叙史实，语重心长，节录其中，用殿我文：
（上略）辛亥之际，革命甫成，南中孙文，得南京临时大总统之任，虽其革命家，未必即有行政建设之经验，一新耳目之党人，未必即足以合流于中国数千百年之官治。而纪元已易，正朔重颁，未始不可以方新之机，促未来之治；而袁乃隐有所制，必其自居。当日挟北洋派战败之余威，以外凌党人，内欺清室，缘饰自售。南中固不知自奋，亦复为息事更张之计，而袁遂以继统闻。维时极有欲其南下就职，以脱去北方之巢窟者，而曹锟遂受意兵变于大栅栏，以泥其行。京华负贩，至今追想，迄莫能忘。
迨至大选，遂又以临时而正式为元首。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即以财政、政治、军事诸端言之，亦由繁就简，大致预算，庶几就范。顾袁以与民党失和，有所消长，遂以宋案而起癸丑之役。夫民党之不为袁用，固其分也。而袁必欲翦伐灭遗，似国非公器，人惟独尊，等异党如敌国，岂卧榻宜他睡。一方又挟北洋派，以相团结，长驱驰骤，以开北洋军阀占领各直省之先河；盖饵诸将以功利，而不屑毁造成民国之党人。在党人者，固或自行不义，物腐虫生，为袁所得乘其隙；而袁之不以国家为重，不以协恭为戒，转致毒于异己之心，以造成中国兵连祸结之局，罪无可恕，亦复彰彰！夫革命正反清之常，宜图休息。北洋派者断送满清之军政于数十年之中，自革命役成，亦正宜少戢羽翼。而袁则反其常，以复卵翼之，以复造此乱离之因果，视南方如征服之区，迨兵力所至，幸而获胜，中国庶几全被征服矣；而袁乃更视国家为易与，以渐渐即于帝制之途。夫同为国人，国人动极思静，舍一部分之民党，不甘征服，亦或者可泯南北之界限，俾征服之将领，得其正轨，循为政治，亦未始不可苟安。而诸将者，初藉袁之力，以得其地盘，亦正复对袁，不无寅畏之思。则袁虽征伐民党于前，亦尚得统治国家于后，人民舍其革命平等真正民意之口头禅，亦未始不可以歆飨报功，俾得安居托庇于袁狄克推多制度之下。孰知大谬不然，而复有称帝之思，内聚奸人诡士，日夜驰骤，好货利者，则量给以货利，但得数十百元，已足招致劝进之名册，累累篇牍。好虚名者，则崇之以虚名，而非驴非马之官制，若上中下大夫，一纸公文，亦足导人心至于虚罔罪眚之途。其不可幸干者，则临之以斧钺，组织暗杀之队，而阴有其魁，论级行赏，以某地之某机关，动其部属，而开幸险穷杀之心理之行为。货财之不继，则密谋举债，而利源以日塞，停兑国钞，而金融为紊乱，奋其淫威，而国家社会之人心之政治制度，乃一一毁灭，以致于勿遗瓦砾，其反反常之贻毒，并复为后来之人所师资，所取法，而辗转乃又及于今日，蛛丝马迹，谁阶之厉耶？
更有对列邦也，明知此反反常之事，为举世言政治有信守之国家所勿许，则又阏支墨顿，别为巧计，而不外动之以货利，其卒也，国际无信义道德之可言，敦槃之际，已有内定协调之痕迹，而举世所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