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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搭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污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汶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獻，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佇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
慰亭前总统大鉴：昔以天下滔滔，生灵涂炭，中国危殆，为公一人，故妄竭款愚，奉规执事，承公俯采中策，销帝制，去年号。然广西即起，义师仍怒，公虽屈意言和，徒招辱而无成，果如仆言。于是广东之义旗同揭，江、浙之鼙鼓并兴，不日不月，义师将遍于全国。凡此诸将，皆公恃之以为腹心爪牙，拥成帝制者也；而今争先倒戈，皆如仆言。更闻拱卫军内变，诛戮至百余人，是谓腹心内变，又皆如仆言。然则公何恃而不恐乎？为公之窃帝号以自娱也，自筹安会至今半年矣，举国商贾停贸易，农辍耕，工罢作，士废学，川、楚血战，死人如麻，兵之所处，荆棘不生，疫疠并作，兵之所过，掠劫淫虏，人民走避，死者之家，老母寡妻弱子无托，疾病穷饿，转死沟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计之，全国之出产货殖，日不知失几千万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几十万也。其余一切长吏游士人民，发信发电，阅报聚谈，费尽日力而讲求者，皆为公退位一事，其糜尽全国人之力心力于无用之地，虽考历不能算之也。呜呼！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若使举国四万万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业，半年以来，所值岂可算数；不意为公一人之自娱，大乱沸腾，令中国损害无极，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论，民国之有总统者，曰：“伯理玺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职同云尔，不可则去。
总统为国民公仆，违于法律，则审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国民之挟共和法律以责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为公之所大笑，公岂不曰予岂有法理？辛亥之季，不过我自欲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裈中。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财力，犹有一线之希望，可以保全权位，公亦勿退位可也。闻美款借到，公议大募兵，赶制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国人士，皆将陈兵仗义，大声疾呼，以逐戮公，闻公亦有退位之议，则公亦知难而退矣。然又闻别有奇谋，公将复立虚名，而自为总理大臣，则可骇矣。
昔在辛亥之冬，公为总理大臣时，清室允行《十九条宪法》，君主已无分毫之权。（中略）公若于此时奉行《十九条宪法》，然后理财练兵，兴物质，励教育，至于今日之欧战之时，中国已国富兵强，民安物阜，奠国基于磐石矣，虽进规外略，龙骧虎步，无不可矣。则公之功业，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长，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兰司顿之为相，三十年可也。其权与帝王等，其尊与总统等，而又无任期，岂不美哉。无如公有妄窃帝号之心，遂乃伪行共和之体，而阴厉专制之政，于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大典筹备，亦既举国称臣，尊无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为总统，又由总统欲自降为总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时，而不为总统，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惮屈辱，乃为总理乎？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梡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丽时，欲与日战，则伪托俄使意，以诳中朝。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技，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益今则败德无信，暴露天下，无论亲疏，必不见售，不特南军含愤积怒，义师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旧部，亦恧然有耻，岂复能戴公为执政乎？公今无事多用权术，无论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举国之急进攻耳。昔创虚君共和之说，乃专以防总统之专制如公者，假使当时国民不激于感情，而采用吾言，则安有今者天下血战之惨哉。今公犹假托于美名高义以自揽之，以退为进，冀将来之渐复大权，则仆之创说，决不愿为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之秋，药线四伏，祸发眉睫，切身之灾，间不容发，前两月之书，请公退位远游，而公不用仆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难矣！事实大变，迥非昔此，今乃不为身命之忧，而尚欲退为总理大臣之异想；自古几见曾为皇帝，举国称臣者，而能退为宰相者乎？张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鉴焉？且又闻公至不得已，必须退位时，犹欲引清室之例，立条约为保身命财产子孙坟墓计。嗟夫！公岂不知天下怨读言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国大盗，岂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条约为可恃乎？试闻条约所藉为何而信之乎？公许清室之岁供四百万，公何尝能践约？且年来事事欲悖约而削之，国人皆欲食君之肉，寝君之皮，一时即有条约，其后他党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