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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接准约法会议咨复文开：准大总统咨交增修《约法》大纲案，历叙《临时约法》亟须增修之理由，复列举增修之纲要，并声明如荷赞同，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等因。本会议当将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列入议事日程，开会讨论，决定先付审查，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劭廉、邓熔、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州、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会迭次讨论结果，对于增修《约法》大纲，一致赞成，具书报告。本会议即经开会讨论，审查报告成立后，复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激、夏寿田等七人为起草员。旋准咨开，拟将优待等条件增入约法，确定效力等因，亦经开会讨论，并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澄、王祖同、王树枬、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报告到会，决定并案起草。草案提出后，本会议当将《中华民国约法》增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体决定仍付审查。续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严复、王揖唐、梁士诒、曾彝进、许世英、陈瀛州、龙建章、朱文劭、张国溶、王印川、李榘、舒礼鉴、汪涵、王学曾、张其铿等十五人为审查员，迭次详悉审查，分别修正，具书报告。接开读会，计议定《中华民国约法》都十章，共六十八条。于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依照议事规则之规定，开三读会，即于是日全体议决。
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载约法会议议决事件，咨由大总统公布等语，兹合将本会议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咨请大总统公布，并撮举此次本会议全体议员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掬诚为我大总统反复言之。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共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何者？其沿革异也。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共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今于情见势绌之余，为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岂容再误？故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但求于统治组织无所变更，而于统治作用，则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不敢附和苟同。盖《中华民国约法》之增修，实应表示国家制度之特性，非可剿袭成文，数典而忘其祖也！
查中国有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此与最近世纪宪法学家所揭之统治权惟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同符。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
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若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是以此次增修约法之结果，名以隆大总统之权，即实以重大总统之责。
夫民国成立，三载于兹矣，徒以制度不良，以致一筹莫展。民德之坠落，民生之憔悴，实为见不忍见，闻不忍闻。顾我人民犹忍死须臾，而不敢稍涉怨尤者，盖深谅我大总统恫煉在抱，苟遇可以藉手之时，必有拯溺救焚之计。今者《约法》改订，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利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查民国元年，大总统就职宣言，曾经郑重声明，不使帝政复活，皇天后土，实鉴苦心！此后关于政务进行，但能挚总揽之实权，企国家于强盛，应请大总统远觇国势，俯察舆情，毋庸自远嫌疑，稍涉顾忌，此尤本会议于《约法》增修后，馨香祷祝而为我四万万同胞请命不遑者也。相应咨请查照施行等因。此约法会议咨复议决约法，暨撮举增修意见之情形也。
查约法会议对于《中华民国约法》之起草议决，反复讨论，历时四旬，来咨所称，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识者所公认等语，远谋硕画，敢不拜嘉。本大总统以耋老无能之日月，处民国建设之时期，责任虽有所难宽，职权窃虞其过重。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究非一人所敢自私，亦非本大总统所敢滥用，兹既议决公布，本大总统谨当率我百职有司，恪守勿渝！誓于施行《约法》期内，使我中华民国之国基愈以巩固，国权愈以恢张。一俟宪法制定，国会告成，他日者由开创以达守成，积极以企我国家于强盛之域，俾得同享共和之幸福，斯则本大总统所昕夕祈望者也！特此布告。
《约法》乃庶政之本，今既更改，则一切设施，自随之而变。废国务院，而于总统府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未几，又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五月二十四日，停止政治、约法两会议；公布《参政院组织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六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亦改为巡按使。
第二节“二十一条”之签署
时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有事西方，不暇东顾之际，肆其暴戾，逞其野心，破坏我中立，山东交涉以起。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件，迫袁承认。五月七日又致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亦誓不承认也。
曹汝霖于五月十日致陆宗舆一函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311～312页。，述日使致送最后通牒及中国忍辱接受之经过情形，甚为详尽。中有一节记八日袁召集大会，报告经过曰：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署时中日双方代表合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十日，袁有密谕与百僚云：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