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
这句话是安李鸿章的心，亦是收他的心，告诉他，自己会给他撑腰，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
慈禧太后问道。
“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于国朝试行新政，应持以何线，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
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
“臣以为，即是试行，中枢理不应干涉过多，在一旁看着，若是出了方圆，再加以斥责，亦好过直接插手，毕竟，这新政如何操办，于朝中亦无定论，以臣之见，新政试行，成者可为用，败者亦可为鉴。”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
“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就新政的推行，朝廷如何掌控，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现在张之洞是后眷正隆、帝眷正倡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其中筹款一端来驳他。
“就以筹款两项来说，推行新政、操练新建陆水师，需银钱八百万两，由朝廷出银四百万两，地方自筹四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省新政需四百万两，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
“可不是嘛，这些年朝廷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太后所言极是。”
李鸿章连忙趁机贬起张之洞来。
“若非得由朝廷出银子，就非得再举洋债不可，可若是新政试成，于全国推行，到时各省皆要银钱，朝廷又如何出这笔银子。”
“李鸿章，你说得极是！”
慈禧太后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在新政这事上，她思来想去对皇上还是放不下心来，这国朝她苦心维持了几十年，万一让皇上由着性子来，毁了国局，怎么是个好，可她又不能让外人看笑话，所以才会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是个有主意的人，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张之洞这人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这件事上，有失妥当了。”
“太后所言极是，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
听着太后的语气，李鸿章隐约的猜出了太后的心思，在办新正这事上，太后同样也是两难。太后两难的地方，一面是担心翁同和趁着办新政的名义把持了朝政，从而让“帝党作大”，可在另一面，太后焉又不知道这大清国的情况，自然也就明白这新政应该办。当然这不根子，根子是，现在皇上亲政还不到一年，太后不能在这事上直接回了皇上，从而让外臣瞧着这对“母子”间的不和。
终于猜出了太后心思的李鸿章顿时升出一种置身火架的感觉——现在太后可不就是把自己置于火架上嘛！
若是今个自己见了太后，明个太后就回了皇上办新政的心思，皇上的怨气自然落到自己身上，还有与那小肚鸡肠的翁同和间更是旧怨未了又添新恨！
太后啊！
这御下的手段当真是……虽说心底抱怨着，可李鸿章却知道，这事他躲不开，亦不能躲，若不然，回了头两边可全都得罪了！
只感觉自己被置于火架上的李鸿章，立即垂着头思索起来，在他想事的功夫，慈禧倒也不及，她端着茶杯在那喝起茶来，她知道以李鸿章的聪明，定是猜出了自己的心思，这会沉默不语，定是在那给自己想主意那。
一时间这房里倒是陷入沉默之中，除去偶尔传出的杯碟轻碰声，再也没有了别的声响，不知过了多大会，这沉默才被打破。
“虽说朝廷现在没银子去办新政，可这新政总归是要办的，办新政总要开源才好，只要朝廷肯放权于地方，想来疆权是不会有负太后和皇上的。”
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来，李鸿章却有自己的打算，在新政这事上的，既不能让皇上那边下不了台，更不能让太后放不下心，若是不然，无论是那边生了怨，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这个北洋大臣。
“李鸿章，那以你的意思，这新政是必须要办了！”
腔调微微一拉，慈禧太后略停一下，看着李鸿章说道，难不成他就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吗？
“太后，现在这洋人成日里找咱们的麻烦，所以那这新政总归是要办的，可问题是怎么办？臣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说不当说！”
第40章 面圣（上）求推荐
一本《泰西策》一部《盛世危言》，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更令其声名鹊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无人能出其左，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
从献“纱、丝、煤、船”富国四策，再到创办禁烟局，既能“渐禁而平烟毒”，又能拓财源于官府，短短数月间，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着实让人惊叹，有好事者称其所献“皆旁门左道，非圣人子弟所取”，亦有好者为其辩称。
谤名也好，誉名也罢，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纷纷上折支持“择台湾一地，试行新政，以证其效”，而这正是出自《盛世危言》“特区篇”中的“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
若是搁过去，有人提“变法”、“维新”、“新政”以至“洋务”，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盛世危言》倍受皇上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尤其是“新学篇”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授以专长，职有所专，至于什么格物、数学、洋文的，不过就是“吏”之学罢了，同样是为国效力，这官是官，吏仍然是吏，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育专吏之所”。
这种区分对待，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治吏虽是为官之道，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还不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岂不妙哉。
至于军机大臣们，瞧着皇上的劲头，那边太后也未发话，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现在那“试行新政”的折子还未上朝议，至于将来，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无论事态如何，新政成与不成，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原因无他，这事由其所提，自然也将由其负责，而更重要的是，能得翁常熟、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
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虽是烦不胜烦，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而与此同时，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对于外臣来说，这自然是无尽的“恩宠”，召见唐浩然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盛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
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唐浩然自然也不例外要向人请教；就在寻思着不能失仪要找人请教的时候，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则亲自上门拜访了。
“久违了，仪政兄。”
面对王伯恭的来访，唐浩然迎在门口，之所以这般客气，原因倒也简单，先前在翁同龢府上，其向他介绍并力荐了王伯恭，不用问，将来台湾试行新政，必定有其一席之地。一边迎其进入客厅，一面寒暄过后，唐浩然便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意。
“今天冒然来访，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弟。因为这是首次，请子然老弟注意一些仪注。首先，老弟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然后有人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太监就退走了。这时老弟要特别注意那门槛，门槛有二尺高，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让你进去。要特别注意，门帘起落，会特别快，老兄动作得跟得上，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一只脚在门槛外面，也可能官帽被打到，打歪了，就是失仪。好在我己为老弟先打点过，请他们特别照顾。还有……”
王伯恭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
“这是一双“护膝”，绑在膝盖上，见皇上要下跪，跪久了容易麻，再说那金砖厚过一尺，虽是天热，可跪久了还是会伤着膝盖，到时候站不起来，也是失仪。这些都是为官者的经验，特别奉致老弟。我要赶到天津有事，不能久陪了，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老弟尽可使唤。今天送子然老弟到颐和园后，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晋见皇上后，他们再送老弟回北京。”
对于王伯恭的叮嘱和关照，唐浩然自然又一次表达了感谢之意。他心知，所有的一切，恐怕还是出自翁同龢的授意，心想现在无论如何，自己恐怕都同清流分不开了，就像张之洞一般，给打上了帝党的烙印，除非自己他日在关键之时“卖身”投靠，否则这“帝党”之名怕是除不掉的。
相比于京城，颐和园的凌晨比城内稍凉快一些，大概这地方有山有湖。走到仁寿殿的时候，殿外己站了不少太监。唐浩然被安排在第三名召见。前两名召见过后，天已微亮，轮到唐浩然进去，首先感到的是殿内一片漆黑，深吸一口气，再定神看，发现殿座虽大，在御案上，却只有两只大蜡烛。御案下斜列拜垫，唐浩然连忙走上前，跪了下去，静听问话。
一般召见时候，太监要先送上“绿头签”给皇上，签上写明被召见者的年龄、籍贯、出身、现官等履历，以备省览。可是，这回“绿头签”在旁，光绪看都不看，表示他对唐浩然已有相当的了解，虽然初次见面，并不陌生。
“朕很知道你，”
光绪细细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唐浩然，他的话声并不大，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任何威严。
“张之洞去年保荐过你，今年翁师傅也保荐你很多次了。先前朕叫翁师傅跟你谈过一次话，你说的活，朕都知道了。那天翁师傅说祖宗之法不能变，你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你那段话，说得不错，翁师傅报上来，大家为之动容。后来朕再看到你的两部书，朕深觉不变法维新，朕将做亡国之君了，后来你写给翁师傅的《日本变政记》、《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朕都仔细看过了。据你看来，我们中国搞变法维新，要多久，才能有点局面？”
已经下定决心要变法维新的光绪，这会却显得有些急切，表面上看似柔弱的他，对权力的渴望远超过外人的想象，但对于了解这段历史的唐浩然来说，他却知道，光绪渴望着权力，他之所以愿意推行变法维新，倒不是不愿做亡国之君，而是不愿当现在的这种虚君，他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收回权力。
“皇上明鉴。依小臣看来，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变法以后，三年当可自立。”
唐浩然沉着地答着，之所以说三年，倒不是因为其它，而是因为眼前的这位皇帝太过心急，若不是他心急的话，又岂会成为一个悲剧？
“三年？”
光绪想了一下，三年倒还能忍。
“全国上下好好做上三年，我相信三年一定可以有点局面了。你再说说看。”
“皇上既然高瞻远瞩，期以三年。三年前皇上早为之计，中国局面早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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