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着众臣说道。
“自古以来，皆有言道皇帝不杀顺民，然而何谓顺民？”
反问一声，太祖皇帝又继续说道。
“于朕而言，无所谓之顺逆，只有守法的与违法的公民，仅此而已。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底线被突破了，那么，我们意欲建立的国家，又与满清有什么区别？”在道出这句话的时候，太祖皇帝又向陆军大臣出言询问道。
“现在军队能够保证国家不至因此出现动荡吗？”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人们非常清楚的——在随后的一个月间，超过一百六十万刚刚从北方前线归国的军队，通过陆路、海路进驻全国各省，这当然得益于地方上用十年的时间修建的铁路系统。
第一次，军人的枪口对准了百姓。在军队的刺刀下，在警察的警棍下，一度混乱的秩序得到了恢复，全国超过三百万人被逮捕，学校成为了临时监狱。最终，1147人被判处极刑，471574人被判入监狱，1156713人被课以罚金或劳役。随后户籍登计、土地调查皆顺利推行。
直到今天对于这一事件，人们仍然持以截然不同的两个立场，支持者称赞此事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反对者认为事件过程中法律遭到滥用。
但是即便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亦不得不承认一点，在事件结束之后，从不曾知晓法律为何物的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了法律虽然严峻，但却是值得信赖的，中国国民真正认识了公权力的权威。
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也意味着传统中国的锐变，向现代中国的锐变。这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帝国百年》
紧急状态！
对于中国的百姓而言，这个名词曾经无疑是陌生的，但是现在，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乡村而言，紧急状态，却是一个极为熟悉的名词——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全国超过一千个县进入了紧急状态。
按照国家公布的新历，现在正是元旦，按道理来说，这是新年。可是在街道上却见不到一丝的年味，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百姓们并不适应“洋历年”，而是因为紧急状态下的人心惶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逮捕。
对于百姓们而言，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在敲门声响起的时候，门外站着的是头戴白盔的宪兵，然后一纸逮捕令，便将家人拘至充当临时拘留所的学校之中，然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是审判！
“哎！”
穿着一身棉袍的许世良，置身于院内，忍不住长叹了口气。就在昨天，他的亲家谢家谢老爷被宪兵逮捕了。
在一个月前，谢子安是鼓动百姓最积极的人，当时无论是他亦或是其他人，都觉得有这没有什么，毕竟“法不责众”嘛。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覆盖了他的认识——军警直接进入了镇子，首先根据名单进行逮捕，面对军队逮捕的时候，曾有人试图如上一次鼓动百姓抵制，可面对百姓，那些穿着黑色大衣的军警，却是不留丝毫情面。一阵枪托的猛烈击打之后，所有参考者无论男妇老少，皆被逮捕，除那些年龄十四岁以下的由士绅交保后被放回，其它人一率被扣以“袭警”的罪名。
几天后，审判的结果出来了，有七人被处于三年的刑役，其它人大都是课以罚金与劳役，那是“杀鸡给猴看”，接下来的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在对这些人的审讯中，参与袭击土地调查员的名单被统计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被抓了起来。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少年，没有任何例外。有的只是冰冷的，没有任何人情的抓捕。
“这难道就是汉人的天下吗？”
许世良望着空中的白云长叹道。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若是天下重新成为汉人的天下，一切会变得更好，但是现在，他却有些怀疑了，毕竟，在他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恒古所没有的。
“哎，老爷，你可别这么说，你要知道祸从口出……”
妻子的提醒，让许世良的心思一沉，此时，他甚至有一种想要去京城告御状的冲动，也许，也许陛下根本就不知道……
就在他的心底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那边却有仆人走了过来。
“老爷，您的信，是，是那个特别法庭邮过来的！”
什么？
法庭邮过来的？
难道……许世良的心底不由的一紧，难道有人攀咬自己，就在这时，他听到妻子的哭泣声。
“老爷，你要是去了，这许家可怎么是个好啊……”
就在那哭声中，许世良撕开了信，信的内容却出乎他的意思，这是一封通知他被选为“陪审员”的信。
“陪审员？这是什么？”
对于许世良而言，陪审员无疑是一个极为新鲜事情，甚至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来说，陪审员都是陌生而又新鲜的——这是因为，于关外的司法学习英美不同，过去十年间关内的司法改良学习自日本，可以说，正是大量流亡中国的日裔人士帮助关内建立了现代的司法体系，但是现在，这个刚刚建成的司法体制，却正在遭受着考验，而考验它的正是刚刚设立的巡回法庭，而这些以东北系法官为主体的巡回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律体系截然不同于日式的大陆法系。
“……真正在案子里最终决定输赢的，却不是法官。在这些案子中，法官并不是断生死的“青天大老爷”，断案根本就不是我的事，我也压根儿就没那份权力。真正掌握被告的生杀大权的是最最普通的百姓，即陪审团。”
看着面前的腾田越，这位湖南法院的司法顾问，杨度的神情显得极为平静，现在，作为一名湖南人，他接过了最受瞩目的一个案件——对煽动民变者的审理。
“我明白，但是，杨君，你必须要知道，采用陪审团的话，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他们很有可能被无罪开释，毕竟那些陪审团成员都是湖南本地人。”
腾田越一语道出了他的担心之处，作为一名毕业于前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他非常清楚陪审团的组成特点，这极有可能导致整个审判工作的流产。
“我相信，他们最终会做出明智的决定，法律就是法律！当陪审团成员面对证据，却选择无视他们的时候，那么，有一天，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就像这次的“法必责重”一样！”
杨度的神情依然平静，实际上，在一个月前，他几乎是仓皇失措的逃出了乡间，若非是说着一口湖南话，几度差点被误以为是调查员而被打死。而现在，作为法官，他必须要抛弃这些情绪，以中立的立场去审理案件，面对腾田越的提醒，他全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是非公理自在人心！我想，这才是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这才是东北选择陪审团制度的初衷，而对于杨度而言，他所需要的就是通过接下来的审理，让他的同乡们明白，法律的尊严，明白法律的意义，当然同样也懂得公权威的权威性。
“为什么人们会产生“法不责众”的思想意识呢？这里的“众”又是指什么呢？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谁违反法律，法律就惩治谁；有多少人违反法律，法律就惩治多少人。参与违法的人数多决不能成为逃避法律惩罚的借口！恰恰相反，由于参与违法的人数多，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必定更严重，形成的社会恶劣影响必定更广泛，所以参与的人数越多，法律就越应当从重惩治违法者！也就是说，参与违法的人数多，不仅不能成为逃避法律惩治的借口，反而应当成为法律从重惩治违法者的理由！”
在法庭上，听着律师在那里作结案阵词，几经筛选后，作为陪审团成员之一的许世良，整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对于正在接受审判的陈世纪等人，他并不认识，但却也不算陌生，因为两人都同处一县，这陈世纪十五年前就取得了举人功名，若非是“壬辰之变”导致选官皆出地方，恐怕他早已考入进士，入朝为官了，而现在，他却是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检察官以谋杀罪起诉，一但罪名成立的话，就会被处以死刑。
“但是在中国，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还只是写在法律的文本上，这一点，所有人非常清楚，这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所以不管是违法者、执法者、旁观者以及评论者，如果遇到参与违法人数较多的情形，都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冒出这么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法不责众”。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从宽处理了。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在亵渎法律的尊严，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在背叛法治的精神，更没有人认为那是在重蹈满清****的覆辙！”
曾几何时，当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陪审团成员将去决定陈世纪等人的生杀大权时，许世良的心底有一个声的回响着——我们可以宣布“罪名不成立”。
如果那样话，陈世纪等人就不会死，甚至就连同朝廷也不会拿他们怎么着，因为这是朝廷的法度所在。但经过了十二天的审判之后，一个个证人的出席，面对一句句证言，面对陈世纪等人煽动民变的私心，许世良的心底充满了犹豫。
到底应该怎么办？
“……尊敬的陪审团，但在这里，我需要提醒诸位的一点，也许你们也曾听说过陈世纪以及诸被告，也许乡情的顾虑使得你们充满了犹豫，但作为陪审员根据现有证据做出裁决是你们的权力，而你们今天将要做出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判决，今天，当你们接受了被告律师以“法不责众”为由，对法律的践踏时，那么无疑，也就接受了法律的不平，当你们以及普罗大众需要法律保护时，被践踏的法律是无法提供保护的，依如满清奴役时一般，正因如此现代法治社会决不能容许“法不责众”的潜规则存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是：“谁违反法律，法律就惩罚谁；有多少人违反法律，法律就惩罚多少人”！也就是说，现代法治社会的规则是：“法必责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该选择什么？
在这一瞬间，许世良犹豫了，他看着身边的陪审员们，他们同样也在犹豫着，是情，亦或是法？
第347章 未来的选择（为新书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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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或是法，对于陪审团而言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军队来说，这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对于军队来说，永远只有命令。
于城市的中心，一名持枪的哨兵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穿着大衣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雕塑，可实际上，他却是在执行着戒严令。在建国之初上千座城市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恒古所没有的，而在紧急状态的背后却是超过两百万军队进驻城市，以维护法律、弹压民乱。
在军队的枪托、刺刀以至于枪口之下，秩序迅速得到恢复，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习惯了“皇权不下乡”的百姓来说，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除了“征税”之外，以法律为核心的公权威，不过只是短短一个多月，人们就从对官府中“官”的敬畏，演变成为对“法”的敬畏，因为法律是绝不容情的。
如果说这种紧急状态还额外的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恐怕就是军队的大规模进驻，压缩了山匪强盗的生存空间，而且在对民乱参与者的审讯中，总有许多人为了“戴罪立功”举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