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体结构
该船底部的龙骨，呈尖“V”型，用宽42厘米、厚27厘米的松木三段构成。接位选在弯矩较小的首尾处。榫联的接头形式设计适应可能碰到的各种外力，具有抗惊涛骇浪的能力，保证船的总纵强度。龙骨两端结合处暗凿有1大7小八个圆孔，俗称“保寿孔”，孔内放置铜镜、铜钱、铁钱、五谷种、红布、丝线等物，排列成“七星伴月”状。
“保寿孔”是泉州造船的地方性标志，七星代表危礁密布的“七洲洋”（西沙群岛），铜镜则象征光明，红布象征吉祥，铜钱、铁钱、五谷种、丝线等象征财富，表示祈求舟楫平安通过危险海域，商贸发达。这种工艺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船壳板底部为二重，舷侧板为三重，总厚度为18厘米，可减轻船体的自重，增多载重量，又保证必要的强度。船壳板用平接、搭接结合，可减少加强弯板的困难，又不削弱强度。侧舷板叠成四层阶梯状，可减弱船在风浪颠簸中左右摇摆，提高船身的稳定性。
隔舱板用10—12厘米厚杉木榫接而成，全船共有12道隔舱板，分隔成13个舱。隔舱板与船底板衔接处同扁铁钉（锔钉）相联，隔舱板与船壳板交界处用樟木制成的肋骨加固。船长的中点之前的肋骨装在隔舱板之后，中点后的肋骨装在隔舱板之前。
这种设计颇为合理，近代铆接钢船的水密舱壁及其周边角钢的安排方式，即从它演变而来。
宋船水密隔舱的结构比之唐船更为致密坚固，无论是防渗漏、提高抗沉性、便于维修，还是货物装卸等方面，均起良好作用。这是中国造船技术上一大成就，比其他国家早几百年。
隔舱板下部靠近龙骨处凿有12x12厘米的方形过水眼。当海浪泼入舱内时，可通过过水眼汇集于最低舱，只要在此戽水排干即可。若某舱进水，只要堵住过水眼，可防止扩散到他舱。
造船工艺
船板除了榫接外，并用“钉送”将铁钉打入木板深处。按用处不同，钉有钩钉、宽钉、稟钉、锁钉之分；有三角形、圆形、梭形、带钉帽钉等多种形状。钉眼、锔钉、锔槽及船板间一切缝隙，均用麻丝、竹茹、桐灰等做成的捻料封涂，减少海水对铁钉的锈蚀，并提高船体的水密性。这种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船桅及蓬
从古船残存的桅座、桅夹板、竹编织物分析，推断该船有头桅、主桅和尾桅。
据专家对后渚港出土古船及其复原尺寸的探讨测算，大约为：头桅桅长20。0—25。6米，桅径0。44—0。5米，蓬面积97。5—120。0平方米；主桅桅长27。3—32。0米，桅径0。6—0。64米，蓬面积187。0—396。0平方米；尾桅桅长11。7—14。5米，桅径0。25—0。3米，蓬面积49。5—57。0平方米。
出土遗存中有一段绞车木，推断船蓬是可以升降的。蓬是用竹篾编织成的。蓬有主索及滑车，以利升降。这种三桅硬蓬船，既能充分利用风力，又能灵活变换受风方向，唯当头风不行。其它七面风都可利用。在茫茫大海中，风云变幻寻常事，不必停船待风，可连续航行。这也是解决动力问题上一大技术成就。
舵的发展
古船尾有舵座。船舵的轴孔直径达38厘米，推断舵轴直径至少35厘米，长8。5米，取材杉、樟、松木。
从出土绞车木残段的形态分析，海船的舵是可以升降的，是灵活自如的升降舵。船行浅海，舵板升与船底平齐，避免触礁；行至深海或遇到较大的风浪，可把大主舵舵板降到船底线以下，因船底下水流不受船尾所产生乱流和旋涡的影响，即可提高舵的效能，又可减弱船身的横向漂流，发挥稳定船身的作用。
外国的船舶，比我国迟了1000多年才有升降舵的装置。
船碇
古船出土遗物中有一大捆粗巨的竹索，挂货木签中有“丘碇水记”字样。
参照宋时文献关于“下垂矴石，石两旁夹以木钩”的记载，推测该海船是用木夹石碇，竹索则为碇缆索。
防腐技术
古船的船底板外表留有刷涂一层石灰水的残迹，因而有“白底船”之称。可见当时已掌握刷石灰水防海生动物附着的技术。
牵星术
在船尾舱发现一把竹尺，一端刻1格，另一端刻4格，全尺相当8格。专家认为，它可能是“量天尺”，用来定恒星出水高度，以判定海舶所处的纬度方位。说明当时航海中，已能运用“牵星术”。
元
元代，泉州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先进水平。
同时，泉州的海商、舟师名舟代（“舟代”合一字）所掌握的海外诸国或地区的航道水情，较宋朝远为详细。每艘大海船都备有指引航线的《针经》或《针簿》，记录由甲地到乙地的航向、时间、周围海域情况，以及陆地、岛屿、山峰的名称，地形地貌特征等，便于识别。这是航海技术的又一大进步。
造船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世祖“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
至元十七年（1280年），“福建省移泉州”，元廷命泉州、扬州、隆兴（南昌）等地“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泉州所统的海船达1500艘。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远嫁，经由泉州后渚港出海。他在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这些是泉州海船的重要特点。（参见泉州历史网qzh。126。《泉州人名录·马可·波罗》、《泉南著述·马可·波罗游记》）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祖攻爪哇，大军会泉州，自后渚港起行。”（《新元史·世祖本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的记述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到泉州。他在后来的《伊本·巴都他游记》中，提到泉州造船的情况。（参见泉州历史网qzh。126。《泉州人名录·伊本·巴都他》、《泉南著述·伊本·巴都他游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在印度洋曾目击很多中国商船。中国船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艚（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载水手600人，士兵400人。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组成席状。另有小艇（柴水船）三只附属之，尾随其后，依大小名为“一半（Half）”、“三分之一（Third）”、“四分之一（Quarter）”。“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Zaitun）制造，或在广州（兴克兰，Sinkalnan）制造。”
《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还记叙一些造船技艺：制时，船皆有三面（指两舷侧板和船底板），用大钉钉连之。每钉长3“骨尺（cubit）”。每船有四层，公私房间甚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设备，无不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于水桶中。每船有船橹十二梃，每梃须十人至三十人才能摇动。
《伊本·巴都他游记》所记的尺度数量，可能有些夸大差错，但不能因之全盘否定。如他所说的船分三等，相当于“舟曾”（“舟曾”合一字）、“艚”、“舟居”（“舟居”合一字），都是泉州方言的称呼，至今仍如此。
泉州元船的技术特征
元朝，泉州造船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表现在：
（一）船型有明显等级之分
大型的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船身长达30丈，可载千人，或5000料（约250吨以上）。中型的艚船船身长10丈，可载200—300人，1000—2000料（约50—100吨）。小型的舟居（“舟居”合一字）船船身长在10丈以下，可载100人、1000料以下（50吨以下）。分出明显等级，是定型化、规模化生产的表现。
（二）帆、橹并用
为适应船型增大、航程增长、航路复杂的新要求，元朝较大型海舶设置多桅和多根船橹，以便把风力和人力的使用结合起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就称，他在刺桐港看到的海船有四桅九帆。为充分利用风力，可根据航向和风向，调整张挂的帆数。为加速或无风时用橹，一般配有8—12根橹，一般橹用4人摇，较大的橹须10—30人方能摇得动。
（三）船上分层
公私房间较多，住人和装货的舱间分开，设备齐全。
（四）大型船还配备小艇
碇泊时，小艇作为交通船，供靠岸补充淡水和采买之用。据《元典章》载，这种小船称为“柴水船”。
明
明代航海技术和宋、元相比，没有质的进步。还是木航船，只能利用季风、洋流、潮势等自然力为动力，用牵星术定向测距，用铅锤测水路深浅。明代前期用水罗盘，“浮针于水，指向行舟”，不过航海罗盘已精确到24个方位，是一大进步。为利于远航，船上储积淡水，不但供给饮用，且加强船的稳定性。
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迁到福州，但以后私商不顾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进行海上商贸活动。按船型大小不同，有大洋船、鸟艚船、小洋船之称。
嘉靖九年（1530年），惠安县海洋捕捞有拖网、流刺网、小围缯、拖钓网船等19种作业技术。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其海商集团的船队，从日本引进“旱针”指南定位。（参见泉州历史网qzh。126。《泉州人名录·郑芝龙、郑成功》）
结构法的造船顺序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受欧洲近代建造木船顺序工艺的影响，开始采用“结构法”造船顺序。即先定龙骨，次安装肋骨及框架结构，再附上船侧板，最后钉船底板。
据《使琉球录》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阳记载：“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为船之主。凡两舟参（“舟参”合一字）交榛、龙膀、龙骨、通梁参错钤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纵向巨木，有时专指中段龙骨，到清朝才改称龙骨或舟参（“舟参”合一字）。两舟参（“舟参”合一字）指首尾两段龙骨。龙膀可能指龙骨翼板，是否包括整个船底板还不清楚。文中所称的龙骨，在清朝一般改称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体的框架结构。
造船顺序从宋代的“船壳法”到明代的“结构法”的变化，体现造船首先应考虑船身的整体结构的牢固性。至于贴钉船底板、舷侧板则在其次。这是制作技术上一大进步。尤其是在船形趋向大型化的情况下，更加适宜。
抗倭战船
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间，沿海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
《崇武所城志》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今人呼其地为船场下。”
当时的抗倭名将、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亲自督造各种大小战船。对各种船型、性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126。《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洗海近事》称：当时战船有六号，一、二号具名福船，三号曰哨船，四号曰冬船，五号曰鸟船，六号曰快船。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浪，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根，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是战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称还沧船，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便于攻战追击。
鸟船头小而体肥，船身长直，设有帆桅，两舷各加二橹，帆橹并用，船行水上，有如飞鸟。
快船有又开浪船、赶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鸟船更尖锐，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坐三、五十人，快速性高，能狎风浪，便于哨探或捞首级。
又据《明会要》载：“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阔，舵楼三重，可顺风行，不能逼岸泊。”“乌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闽制，耐风涛，且御火战。”
当时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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