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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芭蒂和我正在塔可马一家餐厅的后座吃晚饭的时候，爱德迦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走了进来，在我们的邻座坐下了。
爱德迦努力装作没看见我，这就意味着他完全明白我和芭蒂的关系。那时我不能不估计他最终会告诉优妮斯他的所见所闻。开车回西雅图的时候，芭蒂跟我为这事谈了许久。我们两人都同意由我采取主动行动。
我估计优妮斯了解了芭蒂和我之间的感情之后会同意跟我离婚。两天之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优妮斯，我的妻子是不应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我也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我们有两个儿子，都在东部上大学，还都不知道这件事，优妮斯非常痛苦。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情绪越来越低落，心里越来越难受。芭蒂来电话说她病了，得了流感。因此在回家见我妻子之前我决定到布雷梅顿路666号去看看芭蒂。看她身体怎么样，也想以自己行为正当安慰自己。
你可以想象在我发现我妻兄的车停在那房子前面时心里的惊讶。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便听见爱德迦的声音从楼梯下的小屋传来。他正在劝说芭蒂别再跟我见面，可是一听见我的脚步声便住了嘴。
芭蒂喜欢通过外凸窗看落日，爱德迦去劝说她时她一定是在那儿。我从滑动门走进去时落日的红光几乎耀花了我的眼睛。我应当事先说明，在晴朗日子的黄昏里外凸窗反映着夕阳时，那屋子简直象是沐浴在红霞之中，的确非常美丽。而且，几扇窗户上还有十分细致的蚀刻，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茅屋蒂曾告诉过我，右边那人很象我。在日常光线之下我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有一天黄昏日落的时候，她把我带到那儿，指给我看了。她说得对——那蚀刻像和我相象得出奇。
那天下午芭蒂穿着浴衣。当然，她得了流感，也许在床上躺了一天。但是我一看见她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她跟爱德迦睡过觉了。我叫爱德迦滚开，他却开始教训我，要我牢记一个有家有室的人的义务。
芭蒂走了过来，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在制止他。但是当时我却觉得那个动作很亲昵，甚至很下流。然后爱德迦又责备我作为市议员我辜负了人们的信任。我忍不住了，一拳向他打去。
这一拳打得比我预料的重多了。
爱德迦的鼻子破了，他举起拳头自卫，我高兴了，因为那给了我再次出击的借口。我不断地打，想打得他叫喊、告饶。于是我感到芭蒂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想把我拉开。我真地生气了。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她还居然敢来碰我。因此我转过身去，劈面一拳，狠狠地打向芭蒂。后来发生的事我想不起来了。我抬起头看到了那右边的窗户。我可以发誓那上面刻画的正是我自己的面孔。
信检员决定把最后一部分抹掉。这话仿佛表示波佛特能以精神失常作为理由要求重审。现在凶杀案已经过去六年了，无论有罪无罪都已经几乎无法证明了。信检员正要下笔，眼睛却跳到了下一段上。
你也许会奇怪，在我可能承认一般杀人罪甚至严重人身伤害罪的时候为什么竟会承认了一级凶杀罪。不过事实是，我的确是有意地杀害了爱德迦。
那是我刚明白芭蒂已经死了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自己干出的可怕的事。但是叫我真正发狂的原因却是想到：要不是爱德迦插足哪会出现这种事！
那时屋里的红光已经迅速消失。我看得出来爱德迦的鼻子血流得很厉害。因此我在离开屋子之前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斜靠在屋角。我知道他因为昏迷很有可能叫自己的血呛死。但是我正想要他的命，便把他扔在那儿了。
后来，在开车回寓所的路上，我曾认真地想过回去帮助爱德迦，但是万一邻居已经叫来了警察又怎么办呢？我又想过停车打个电话要急救车，但是我又害怕说明自己的身份。你看，我不愿叫人扣上手锗象个普通罪犯一样押进派出所去。我还想维持我市议员的尊严。但是如果我当时打了电话，爱德迦也许至今还活着。
我在法庭承认了有罪，其原因在此。我不愿意让华盛顿州因为我的关系而遭到更多的麻烦。我要求受到处分——不仅是因为杀死了芭蒂，而是首先因为怀疑过她。这就是我劝你不要买那幢她住过的房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闹鬼或者什么的，虽然有一回我和芭蒂在床上的时候，我感到一个硬东西落到我背上。那是个罗马古币，我们一直不明白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我的确相信那屋子起着一种心理放大机的作用。它让芭蒂心里产生不曾有过的忧虑和怀疑，而且它把我最严重的冲动和怀疑接受过去，把它扩大到严重的程度。
你可能在报上读到，最近他们让我保释，我放弃了。我不愿意再在监牢外面生活，因为它叫我想起我可能跟芭蒂一起过的生活——也叫我想起我的行为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我入狱一年之后便同意了妻子和我离婚，以后一年，我的大儿子又自杀了。我再也不知道小儿子的下落；但是我知道他换了个名字。
这就是说，有三个人因此死去，另外三个人给毁了，包括我自己。那罪过也许保释委员会能宽恕，可是我自己不能。
你真诚的
詹姆士·波佛特
行了，行了，监狱信检员想。既然承认蓄意谋杀，精神失常的说法当然就不成立了！波佛特现在因为严重的忧郁症正要去见精神病医生；他的同室囚犯又抱怨他梦中的啼哭和喊叫，这些他都只字未提。狱卒也曾三次押他进医院洗胃和缝合手腕，这些他也没写。
没有，信里一点也没有反映出对监狱或监狱工作的不满。
信检员把信放进波佛特写好的信封里，地址是纽约市纽卡塞夕照溪胡同七一二号凯思·奥尔逊先生收。他在信封背后盖上橡皮章，表示信已读过，同意寄出，便把它跟别的信放在一起。这些信就要由下午的船送往大陆去。
13 木刀与鸭子
大卫站在滨河大道公寓大楼门前，等着搬迁工到来。
上个礼拜六大卫一直等到大楼管理员和警察都离开之后，才塞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在衣箱里，搬到了麦迪逊大道这边的卡菜尔旅馆去住。星期天他给汤姆·格林寄去了夕照溪胡同666号第一个月的房租。星期一他给珍妮弗·奥尔逊打了电话，请她作室内装饰工作。
他估计搬迁车是从市中区来。他用手遮阴顺着滨河大道往南看去。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颜色鲜艳的卡车在两段街区之外的一条小街转了出来。
对于滨河大道公寓大卫寓所里发生的案件，迪米里阿中尉，请化验室化验了冰箱上的血迹，结果是A型，阴性。
他挂上电话，伸手从桌子那边取过爱莲娜·卡迈克尔凶杀案的档案。他在那些干燥发脆的纸张中找到了他需要的那一页——验尸官的检验报告。爱莲娜·卡迈克尔的血是O型，阴性。但是他看过大卫左腕的深口子，查他的血恰恰是A型，阴性。
他立即认为这案子并非真正有人闯入的盗窃案。因为防盗警铃一直没响，它是直到管理员拿了公用钥匙来的时候才响的。而迪米里阿中尉曾经听说过一些怪人，他们把自己的被强奸或被抢劫的局面重新复制出来。心理学家说那是一种荒唐的哀悼方式。如果大卫·卡迈克尔愿意拿自己的寓所乱搞，那是不能算作真正的犯罪的，市里的公安检察系统也用不着管。
因此迪米里阿中尉认为大卫·卡迈克尔案件可以就此了结。
这天中午十二点，珍妮弗站在屋里做三明治，她知道凯思任何时候都可能从夕照溪666号过沟回家。他通常是用全小麦面包、午餐肉和奶酪自己做午饭。可是今天珍妮弗特地做了一个五香熏腿三明治。因为凯思最喜欢五香熏腿。她要给他一个意外之喜，也许可以叫他情心开朗起来。
她已看出凯思对大卫迁到沟对面来住并不怎么高兴，自从两人为大卫卧室的壁纸发生过争论之后，凯思总是谨慎地有礼貌地对待她。她知道那是个危险信号。凯思心情不痛快时，总喜欢叽叽咕咕地抱怨。但当他真正伤了心，便干脆一言不发。
珍妮弗在裸麦面包上铺五香熏腿，听见门前来了邮车，便到前门台阶取信。回来时走进厨房便看见凯思已站在餐桌面前。
“嗨，你看！”她说，笑了一笑。
但是凯思仍然板着面孔问：“有保尔的信么？”
珍妮弗翻了翻那叠帐单和广告，说：“没有。”
“倒霉！”凯思伸手到冰箱里取了一听啤酒，“你记得我叫你寄给他的那张纸条么？”
她点点头：“是写了许多字母的那张？”
“是的。你把它放在你的信里了么？”
“当然！”珍妮弗说。
凯思喝了一大口啤酒：“我没有留底子。我真后悔没把它用复印机复印一份以防你寄掉了。”
珍妮弗说：“也许保尔得花点时间才能弄清楚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吧。”
“神学院应该有人能告诉她那是什么文字。”凯思走向墙上的电话，“我还是给保尔打个电话吧。”
“吃完饭再打不行么？”她问，“我在给你做三明治呢。”
凯思望了望案板上切成薄片的五香熏肉，又望望她。
“我的确不太饿，”他说，“你用不着那么费事。”
珍妮弗走到案板前开始往裸麦面包片上抹芥末。凯思拿起话筒，放到耳边，转向她。
“我现在给保尔打电话你不反对吧？”他问。
“为什么反对？”她回答，“他是你弟弟！”
“可邀请他的是你呀，”凯思拨完了号，“我不愿意让保尔觉得我们是硬要他来。”
他望着墙壁站着，等着电话接通。珍妮弗咬了一口五香熏肉三明治，又放下了。她也不觉得饿。
凯思正对着电话皱眉头。珍妮弗听见电话那头不断地响，却没有人接。她见凯思一天到晚阴沉着脸不理她，长此下去，这日子怎么度过去？她不由伤心地流下泪来。于是，她想起了那天和大卫去三号大街看橱窗，大卫对她是多么温暖，多么关切。
珍妮弗不愿意让凯思看见她哭，便匆匆走出厨房，上楼进卧室去了。这时传来了凯思对着电话的说话声。
“的是，我是他哥哥凯思·奥尔逊。我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想问问他接到了没有！”
这天正午前不久，保尔·奥尔逊牧师的家，来了一位叫莱利的警官。
保尔跟着警察握了手，他注意到客人左手拿的东西。正是他丢失的银质圣餐杯。
莱利警官在保尔桌子对面的椅子里坐下。保尔把圣餐杯拿在手上转来转去，看了看座子。
又把杯子放正，看到杯体没有凹陷，也没有划痕，圣餐杯跟它失踪那天一模一样。但这时保尔却看到了杯子里异常的情况。杯底结了一层黑褐色的东西。
“我们已取了杯上的指纹，”莱利警察说，“但我倒想有机会跟能进礼器室的每个人都谈谈。因为我们需要有把握指明这杯是谁偷的。”
“我也有把握，”保尔忧虑地说，“我知道是谁拿的。”
警察在椅子上坐直了：“那你第一次报案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保尔回答，“上周星期三一个年轻女人到了这间住宅告诉了我圣餐杯的经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拿不出证据。”
莱利警官笔直地望着保尔的眼睛：“你能说得细致一点么，牧师？”
保尔犹豫着：“好吧，但我不愿说出任何人的名字。”
警官隔着桌子望着他，没有说话。
“那么，简单地说，”保尔说。“这个年轻妇女是个大学生，父母都是我们的会众。她告诉我们的圣餐杯上周星期六晚上被人在一个宗教仪式上使用过了。”
莱利警官眼也没眨：“她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她当时在场！那是一场血祭，拿动物作牺牲的典礼。但是她的男朋友——或者说她过去的男朋友，告诉她那圣餐杯是个‘真家伙’。就是说经过教堂仪式圣化过的。这周她的父母告诉她我们的圣餐杯失踪了。她一对情况，就来找我。但是她回忆不出献牲祭的确切地点，不知道是在乡下什么地方。因此我对找回圣餐杯颇觉无能为力。”
“你右以把她告诉你的话跟我们讲讲吗？”警官说，“如果你提出控告，这类事件便可以制止。”
保尔望着警官：“你能不能把发现圣餐杯的地点告诉我？”
“当然可以，”莱利警察点点头。
于是保尔和警察刚跨上警车，便听见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但他没去接电话，便和莱利警官往发现圣餐杯的地方驰去。
到了格拉斯吞贝里市外约六英里的地方，警官在路边草地上停下了巡逻车。保尔下车跟随警官来到一片被遗弃的草场上。去年的秋麒麟草的枯茎还一蓬蓬地伸在新长出的嫩草头上。一堵老石墙前踏倒了一片乱草，草地上用石灰画出了一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