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东西，依然呆呆地坐在那儿。
二十分钟过去了。进来两个男人，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两个人都穿着灰色的大褂，象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一样，进门就说：“小姐，我们负责为您搬家，请吧！”
“我要你们将孩子送来。”我对他们提出了第一个要求，然后坐在床上，倚着被褥一动也不动。他们之中一个人出去了，过了一会又回来了，进门就说：“孩子让斯特津先生接走了，您见不到了。”
什么？孩子给我抱走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残暴？！
我疯了一样向门外跑去，我要我的孩子，我不准斯特津这家伙把他抱走：“我要去育婴室找我的孩子！”
很久了，我对这孩子并没有多深的感情，因为是私生子，又是斯特津的后代，所以，生下来，就在育婴室放着，我只是特别寂寞了，才让护士把孩子抱来我看。应该说，她长得象
我。突然告诉我孩子被抱走了，这无疑对我是个打击。
我感到两眼冒着金花，有些头晕目眩。几个月来经过调养得以恢复的身体未经受什么锻炼和考验，用爱德华的话讲有些发胖了，现在又突然受到如此大的刺激，真有些受不了。当我向门外冲去，准备抢回我的孩子时，突然昏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似乎又仰浮在鸭绿江的水面上，随着波浪在颠簸着。飘向入海口，进入太平洋。我不敢睁开眼，因为似乎有万道金箭向我射来；我动也不敢动，生怕那海水呛进我的鼻子与喉咙里……不对！周围不是水，为什么还有马达的轰鸣？
是汽车，是躺在旅行车里，身边坐着那两位象火葬场工作人员的男人。难道他们真的要把我弄到火葬场火化去？记得在迪克游乐场时，黑姑娘钦姆娜自杀后，我和萨比娜跟着汽车去
送葬。那条路也是这么颠簸，也许通向死亡的路都这样艰难吧！在我们看来，死亡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对死者要十分小心，万分敬重，以便让她（或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却并不这样想，他们板着面孔，连丝毫怜悯死者的感情都没有，推着钦姆娜的尸体就象推着一件物品，一具动物尸体一样，推到炉前。炉盖象两扇门一样自动打开了。深邃而宽阔的炉膛里，熊熊的火焰在燃烧着，望着这火焰，我突然产生一种畏惧感，因为它马上就要将钦姆娜吞食了。萨比娜也恐惧地睁大了眼睛，和我一样，眼泪都枯竭了。
那两个男人，将小车向炉前一靠，只见钦姆娜的尸体象被炉膛里的什么东西吸住了一样，“嗖”地一下，离开小车向炉膛里移去，只听“唰”的一声，炉火裹住了钦姆娜，两扇门一样的炉盖马上对我们关闭了。我们谁也没哭，是的，还是不哭为好，因为钦姆娜是幸福的，她永远也不会再有烦恼和痛苦了。
也许我这也是奔向火葬场？那就好了，我会象钦姆娜一样，永远不会再有苦痛和烦恼了，
突然，小车嘎然地停住了。
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象死了一样。我等待他们也用那推钦姆娜的尸体的小车来推我。
“她醒了，让她自己走吧！”一个人说。
“她太累了，我们抬她走吧！”另一个说。
“快点，那些疯子又要围上来看热闹了。”他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疯子？这是哪里？是疯人院？为什么把我送这里？
我坐起来，趴在窗上向外环视着。
这是一个宽大的院落，墙是高高的铁丝网，院内绿树成荫，花团锦簇。一群群人在院内散步，有些人看到我们的车，就飞似地奔来。是精神病院！
“为什么要我上这儿来？我没有精神病！我不来！”我向车上这两个男人喊着。
他们冷漠地相互看了看，一人拽起我的一只胳膊向车下拖去。
车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大都是精神病患者。也许是我的精神偏执，也许实际就这样：他们的目光都是呆滞而无神，脸上的表情肌似乎失去了功能，上面没有欢乐，没有痛苦，也不会有忧愁。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象围观什么珍奇动物一样瞪大眼睛望着我，不少人的眼中似乎还泄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闪开、闪开……有什么好看的？”突然一个非常洪亮的女中音在喊着，她说的是非常纯正地道的英语，而不是那种鼻音很重，拐着弯的美国式的英语。
她的话很灵，人们闪开了。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高大、魁伟、象个男人似的女人。她有四十岁左右，脸上粉刺很多，鼻子也很高，所以给人一种凶狠的第一印象。她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突然冷笑地问：“你就是夏南？听说你是芭蕾舞演员，你会跳舞吗？”
看我不吱声，她又提高了声音喊道：“说话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跳舞的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六十年代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茜？埃米莉，你看过《桃花女》吗？那
就是我主演的。”
我也认真地上下端详着她。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会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但是我可以理解的是，她是这样一种人，喜欢在人们面前卖弄自己，在演员面前她说自己是演员，在医生面前，也许就说她是大夫了。她很懂得人对同一职业的人有一种相互理解的基因，人也善于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成是最高尚的。
“你真是芭蕾舞演员吗？能不能给大伙跳一个？”她又高声大气地说。
“对！跳一个！”不少人随她起哄道。
“我不会跳！”我态度生硬地说，“我没有精神病，为什么送我上这里来？”
“没有精神病？哼！”她冷笑着说：“越是有精神病的入，就越说自己没有病，正象喝醉了的人说自己没有醉一样。”
看她这种不友好的态度，我也不友好地瞪着她胸前的名签，说：“茜。埃米莉先生，请问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我不是负责人，我是这个疗区的管理员，您正是属于我管理的，所以，您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
妈呀！我要在这儿受她的管理，真是哪辈子倒霉了！我心里直叫苦，望着她那癞疮一样的满脸粉刺和她那男人一样高高的鼻子，我心里想，就这副模样我一看就打颤，不用说受她管
理了。
我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然从人群中闪过一个人来，走到埃米莉跟前，突然“扑腾”一声跪了下来。原来是个亚洲人，那肤色和神态让人一眼就会看出，他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或朝鲜人。他哆哆嗦嗦地说：“尊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我用
十二万分虔诚之心向您请求……”他说的是流利的山东话，那
肯定是中国人了。
“让我出去吧！我简直受不了啦！我愿意加入大英帝国的国籍，请您大发慈悲，收留我吧！”那人边说，边向她叩头。
“滚！滚！神经病！”她说着，用力地踢了一脚，那人仰倒在地上。然后她对带我来的那两个男人说：“把夏南送一一四室去。快！”
不容分说，那两个男人拽着我的胳膊向室内走去。迈进大门，迎门是个约二百米长的大走廊。走廊上亮着鬼火一样暗淡的灯光，从阳光明媚的室外走进来，就象进到地窖一样，一时分不出东南西北。走廊的墙围子刷的是深蓝色，更使这室内增
添了阴森森的凝重的气氛。
每隔二十米远，就有一个大铁门，门上一把大锁，门边的小桌旁坐着两个穿蓝大褂的护士，有男有女，有的仰面望着沉思，有的借着阴暗的灯光看书看报。走着、走着，突然听
到一声撕裂肝胆的吼叫：“上帝啊！放我出去l饶命吧！啥哈……”是一个患者趴在铁门的横铁杆上发“神经”。
走出很远，他那哈哈的笑声依然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并伴随着他用手撞铁门发出的“砰砰”的声响。
一一四号在走廊的最南端，和所有的房间一样，门口也坐着两个人，但这里却是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他们站起来，打
开了门锁，什么也未问，什么也未说，用脚将门踢了一下，门开了。他们闪开身，要让我进去。
这哪里是病房？这是地地道道的监狱！
室内像囚犯似的精神病患者“呼”地向门口涌来。
不！我不进去！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
“我不去！我不去！”我奋力地呼喊着，并要从那两个男人的手里挣脱出去。
把门的大汉也上来了，他们四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四个人分别拽着我的胳膊和腿，轻易地把我抬走了。
我喊着，有人用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嘴。
把我抬进门里，那些女患者象看耍猴似地围着我，七嘴八
舌地说着：
“是中国人、华人？”
“还挺漂亮！”
“来吧！这里有天堂，有上帝啊！”
“会不会吸可卡因？”
茜？埃米莉象吆喝牲口一样喊着：“滚l谁不滚，给她过电！”
一听说“过电”，这群疯子“嗡”地一声跑散了。
他们把我架到大房间的一头，那儿有一间小套间，有几个穿蓝大褂的护士在看我们。
“用电休克，先打她的威风。”又是那个“电影明星〃埃米莉在喊。
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小屋中间的一张床式的台子上，
有人用力地压我的腹部，不让我挣扎，有人用绳索捆住了我的手脚，把我固定在台子上。
我累了，他们也累了。都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那群患者也都趴在玻璃上向里望，我发现她们的面部表情都露出一种恐惧感。
我仍然在挣扎着。我明白，这种野蛮的电休克是用来对付那种狂躁性精神病人的，目的就是让病人服服贴贴听令。可我不是病人，为什么这样对我？！
埃米莉用手擦了擦面上的汗珠，一挥手，说：“她说她没病，没病能这么有劲？开始！”
突然，一种针刺的感觉从手脚上迅速地扩展开来。是电流在全身流淌，所过之处，痛疼难忍，渐渐地，手脚也不能动了，身子也失去知觉了。渐渐地，连唾沫也不能咽了。记忆，设想，想象，都从我脑海里消失了，思维也没了。我仿佛不存在了，我的躯体，我的思维似乎都从这个苦恼的世界上消逝了。
突然，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幼小的孩子，他现在在哪里？
记得一次我去杭州演出时，一位叫会贞大师教授了我几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并没领会其意，现在，那几句经句却突然涌入我的脑海：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奏持。
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奏
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
是名般若波罗蜜……
于雨：
朱迪是个端庄稳重的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她有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自如玉的肤色，你会感到她是中国姑娘，只有接受中国古老文化熏陶，接触老实敦厚的中国农民，才会造就这种性格的女子。
她见了我，几乎从不说话，只是抿着唇微微地一笑就算打招呼了。但是，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却在用那多层次的眼皮和长睫毛说话。
本来，弗里德雷克答应我，让我到楼下擦玻璃，昨天突然又变了。他对我说，“让一个外国客人去铺面上擦玻璃，那不好。这样吧！你负责辅导朱迪小姐汉语会话吧！要求不高，在这三个月中，你能让她会简单的生活用语，懂得中国人的基本习俗就可以。行吧？于先生。”
这还有什么不行的！对我来说，既不用备课，也不出力气；就打了工，这真是天下少有的美差。
朱迪是玛丽夜总会的“门面”，这是弗里德雷克对她的评语。因为她要接触的是业务联系人，这种联系人有亚洲的、非洲的，也有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这些联系人在世界各地开办着以玛丽名义的游乐场、夜总会、酒吧，是弗里德雷克的经济支柱。由此可想而知，朱迪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了。
其实，在我看来朱迪没什么重要事可做，她只不过接接电话，安排女招待收拾小会客厅，或替弗里德雷克办点什么事，充其量也就是个事务女秘书的角色。
因为她闲暇时间多，所以她经常钻进我的小房间来，名日学汉语，实际上是闲唠。
对于美，人们没有拒绝的权利，对于美人，却有选择的必、要，否则就不称其为人或人们了。
朱迪招人喜欢，但是我却并不强烈地喜欢她，我似乎感到她那淡蓝色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窥视的小眼睛，那白皙的面颊后面，还有一张狰狞、阴沉的面孔。她和我亲近，肯定有着某种目的，尽管她也努力使自己老练，但她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想掩饰那“小眼睛”和“面孔”也是不容易的。
弗里德雷克很久没来办公室了，据朱迪说，他到巴西洽谈业务去了。说这话的时候，朱迪用一种多情的目光瞟了我一眼。，要知道，青年男女对目光的变幻，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十分敏感的。她为什么用这种眼光来瞟我呢？这一直是我琢磨不透的。我知道，她有一个男朋友，是兰德航空公司的工人，每到周五的下班时间，那人就开着轿车来接她去度周末。那个人长得很帅，有点象法国的电影明星阿兰？德隆，所以，每当他到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