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变化，有利于人们接受这类著作，我现在特别着急，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⑤不过，这可能更多地只是作者用来说服出版社的推销词而已。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一次讲话中，哈耶克提到，他曾估计，如果能有几百人读这本书就不错了。⑥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他给儒特里奇发了一封信，里面装有“本书的１２条要点”，信中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提要的观点太偏激了，不过，给这本书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后，我还是有点犹豫，是去偷一只羊，还是去偷一只小羊羔。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自己说的是正确的。”⑦这些提要写的是，“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极权主义是一个新词汇，我们用它来描述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我们称之为全权社会主义论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努力严格地限制权力，甚至不惜因此而偶尔妨碍我们利用它去实现可取的目标，那我们就永远不能防范权力的滥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⑧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学者芭芭拉·伍顿女士的反应最典型地体现了英国人对这本书的态度。哈耶克回忆说，伍顿女士说：“我本来是想指出你已经指出的那些问题的，但既然你已经把这些问题夸大地提出了，我就只能转而反对你了！”⑨哈耶克回忆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本书确实是我出于好心写的，提出了他们自己业已考虑的一些问题。”⑩在英国，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本书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严肃反驳，而不是哗众取宠，尽管大家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关于《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给哈耶克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在读这本书之前，一封是在读到之后。第一封信写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凯恩斯感谢哈耶克送给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吸引人。对我而言，似乎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有些东西是有用但不好看”｛11｝。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８日，凯恩斯再次就《通往奴役之路》致函哈耶克：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划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划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划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划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划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12｝
那些一向对哈耶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人，比如乔治·奥威尔也对这本书发表过看法，他说：“哈耶克教授做出的批评很有道理。对下面一点，人们并没有经常说到———起码说得不够多———集体主义本质上就不是民主的，并得到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样暴虐的少数做梦都想不到的权力。”｛13｝阿瑟·塞西尔·庇古补充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观点，凡是认真阅读这本发出热切的、令人赞叹的呼吁书籍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无动于衷，没有谁不被他的论证所触动，更不会有谁读完这本书后，竟然对这位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和同情。”｛14｝理查德·托尼也评论说：“哈耶克教授的著作是用真实的感情和值得尊敬的诚挚写成的。他的诚实和才能是无可怀疑的。”｛15｝
哈耶克曾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命运与在英国截然不同……”｛16｝《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出版的经过及哈耶克对这一过程的印象是很有趣的。在１９５６年版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它能够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致。我最后一次在美国生活，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我是个研究生，而这二十多年间，我对美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很了解。我无法确定，我的观点跟美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所以，当这本书被三家出版社拒绝后，我并不怎么惊奇。”然后他又在一个脚注中说：“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后来向某家出版社推荐这本书的人士承认，该出版社之所以拒绝出版本书，不仅仅是由于怀疑它会在美国取得成功，更是由于政治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这家出版社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17｝
《通往奴役之路》在进入美国市场时是不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制？支持哈耶克得出这一论断的证据是威廉·米勒的两段话，一段出自威廉·Ｔ．考奇的文章，一段出自米勒自己的著作。在１９４９年出版的《书籍工业》一书中，米勒谈到了大学出版社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性出版活动”———也就是说，不仅面向学术界消费者，也面向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书籍，但以前有好几家著名的商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它，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18｝
几年后，考奇写了一篇论述《自由主义者的暗中审查》的文章，并说，米勒正在调查在《书籍工业》中令人费解的评论。米勒响应说：“你在问我，我是否暗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我的回答是，那是我说的话，而不仅仅是我的暗示。当时，我自己凑巧有机会向那家大出版社说，我正在读那部手稿，当时我也有机会向那家出版社说，我觉得那本书会卖得不错。尽管我建议出版那本书，但他们却拒绝了，并且很得意。我本来就觉得他们会这样，结果果然应验了。”｛19｝换句话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能出版的说法，是出自米勒之口，而且，正是米勒本人向出版社建议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谈到过当时占据主流的思想氛围。有人曾问弗里德曼，“有迹象表明，１９５６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再版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弗里德曼说：“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们不知道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甚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舆论氛围。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它，因为说出来实在不会有人相信。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我在１９６２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那已经是１７年以后了。这本书现在已经卖到了近百万册。但除了《美国经济学评论》之外，美国的报刊没有一家对它做过评论。在那个时代，给它写书评是不可想象的———而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很有名了———而一本跟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是的，这一经历就能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20｝
当时，米勒只是美国出版界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是一家出版社的特约审稿人。米勒在《书籍工业》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出版社有很多理由拒绝出版某些书籍。他特别提到了大学出版社，他说：“商业性题材能赢利多少，没有人知道；大多数这类书跟其它一般商业性书籍一样，都有可能赔钱。”｛21｝
我们无法断定，《通往奴役之路》最初是否真的因为政治偏见而在美国遭到出版社拒绝。两家美国出版社麦克米兰和哈泼在退稿信中说，“哈耶克教授游离于当代美国和英国的思想潮流之外，”而“这本书也过于臃肿，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清楚。而且，本书完全是否定性的，让读者根本无从考虑应该信奉什么样的思想和政策”｛22｝。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7章 成 名（2）
１９４４年４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美国其它几家出版社的谈判是在几个月前进行的，当时这本书还没有在英国出版，因而，它在美国是否会受到欢迎，当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哈耶克本人也没有预料到。而且，跟英国一样，美国战时实行的纸张定量供应也限制了出版社作出出版决策。
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委托审稿的人士是这样说的：
１．……精湛的论述……整个探讨都具有极高的思想和学术水准……这是一本精湛的著作，但视野有一些局限性，有点一边倒。我怀疑它在我国是否会有广阔的市场，或者是否能改变很多读者的立场……
２．迄今为止，自由企业的鼓吹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并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哈耶克的著作可能会在我国掀起一场具有更高学术水平的大论战……这本书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而缺乏建设性。它的论证思路是非此即彼。没有妥协的余地。作者写作时充满激情，本书具有伟大的教条主义者的极端清晰性。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别人持有某种危险的观念，而这些人却没有察觉。他怀着充满爱意的焦灼心情，对他的同胞们发出了警告。｛23｝
研究自由史的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简单描述过《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出版过程，他说：“哈耶克授权当时在华盛顿任职的弗里茨·马赫卢普去找一家美国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份儒特里奇出的校样给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阿伦·迪莱克特教授（是弗里德曼的妻兄），他在１９４３年结识了哈耶克，当时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迪莱克特把校样转给弗兰克·奈特……显然，奈特又把它给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威廉·考奇，一位同情古典自由主义的人，他同意出版这本书……当时出的是战时的小开本，４－７／８英寸乘以６－３／４英寸。”｛24｝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８日，《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国版出版了，时为英国版出版后半年。跟在英国一样，首版开印也是２０００册，而英国的幅员要比美国小得多，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富裕。１９４５年《哈泼杂志》的一篇文章说，这“清楚地说明了，出版社最初预期它是一本面向学者的严肃的学术性著作”。｛25｝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学术性著作，是针对英国读者写的，讨论的是英国的问题，又是出自一位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的奥地利学者之手。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约翰·斯库恩回忆说，出版社准备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时，向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采取“特定的办法让它看起来适用于美国，而不能只是一本读者范围局限于英国的书”｛26｝。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请约翰·钱伯林写了一篇序言，他是美国著名学者，经常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写书评。在美国版的第一版上，钱伯林的名字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出版社也曾经跟１９４０年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联系过，希望他为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一篇序言，但遭到他的拒绝。｛27｝
钱伯林在序言中赞扬了这本书。他说：“在迟疑不决的时代，哈耶克的这本书是一个警告，是一声呐喊。它是对英国人说的，也对美国人有意义：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通往奴役之路》是冷静的、严肃的，具有逻辑的力量。它不想讨读者的欢心，但它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只能是那种解放个人自由的制度的必然产物。如果‘社会’和‘整体的利益’成了判断国家活动的惟一的试金石，个人就不可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了。”钱伯林最后说，“我们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惟一的期望，就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28｝
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通往奴役之路》成了《纽约时报书评版》头条评论的主题。亨利·哈兹利特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和经济学者，在《新闻周刊》开有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