簸的车上便如同受刑一般。去年进罗布泊，老毛病再犯，汽车在盐壳上拱， 车上的人东倒西歪，好似乘着浪尖上滑行的小船， 可怜的三姨只得下车弓着腰在路上走。三姨的血压、阑尾、腰部均有些毛病， 哪一样犯起来都呈汹涌之势，只是她的忍耐力惊人，即使在病痛中，你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乐观开朗、风趣幽默的人，她从不是一个病人。强健的精神应该是家族的传承， 我妈妈和我二姨及另三位姨妈亦是如此， 都从她们的母亲处承继下勇气和力量。此行，三姨准备了各种药剂共塞了一大包，不管怎样，罗布泊她是进定了。
她讲，进罗布泊时，那区区十万经费左抠右抠还是抠不出买车钱，于是她请原地矿部蒋承菘、陈洲其两位副部长帮助联系，从西北石油局买了几辆旧卡车，每辆五千元，课题组就乘着这样的破车闯进了大漠。后来，一位金矿矿主开着大奔驰来看科学家，矿主感叹课题组的艰难，提出要赠送大奔，王弭力来回打量着一米多高的轮子，当得知换个轮胎要五千元时，她谢绝了，她说罗布泊的盐壳坚硬锋利，经常“割”坏轮胎，我们这么点儿经费还不够换轮胎的。
巴州在梦想，来自北京的王弭力也做着同样的梦。钾盐！钾盐！ 或许就在罗布荒漠的地层之下荡动着，但是， 科学家们自50年代起就在这片死亡之海上苦苦找寻着钾，多少人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无奈归去！ 人们得同罗布泊实实在在地打上一场严酷的战争，才能把钾盐搞到手， 我庆幸我也是此役中的一名小小士兵。
我真迫不急待地想要上路。
在库尔勒的街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家伙和三姨热情地打招呼，他40 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面孔上的一副眼镜使这人看上去文诌诌的，他便是三大队的安全科长陈虎。他的性格、勇气和半生的传奇，都蕴含在这“虎”字里。
晚上，应陈虎之约，我们去他家吃羊肉馅饺子， 三姨对我说：“若想了解地质队，我建议你先采访陈虎。”
陈虎的妻子温柔善良，陈虎在两个月前，做出男子汉的重大决定：为她戒了烟。对于一个常年同荒漠戈壁打交道的地质队员来说，烟意味着什么？与烟的情感真是难以言说，明知道这是个害人的东西，就是割舍不掉。陈虎却说戒就戒了，他的理由充满深情厚意：“我一年差不多有10 个月在野外，家和孩子全扔给妻子，她从未有过一句牢骚，也没向我提过任何要求，现在她只要求我戒烟，还是为我好，我要连这份心意都不懂，就他妈不是男人。”
他最初给我的文诌诌的印象消失了，这是个坦荡、磊落、有情有意的汉子，我开始倾听他的经历，这家伙是老三届，先是从乌鲁木齐来到某兵团的农场放了一年马，看了一年苞谷，一共1800亩苞谷。71 年要求到最远的地方，就和8名同学到了地质队，在钻机上当了一名钻工。我想，陈虎该是那样一类人，无论给他什么角色，他都能胜任，而且很快出类拔萃，成为引人注目的家伙。他把钻工这个行当干得热火朝天，将繁琐枯燥的劳动当做一门艺术，其实，无论是农民种田还是工人操作机床，都同画家音乐家诗人一样，同属人类的一份劳动，一种创作，一项艺术。摆弄精道者，都可称其为“大家”。很快他就成为最年轻的班长，最年轻的机长。他变为地地道道的荒漠人，大笑和大吼中统统透着荒漠的硬梆梆味道，似乎夹杂着漠野的风沙。地质队成立女子钻机班，陈虎去当机长，人们都知道钻机上的工作既凭技术又论体力，可不是女人能胜任的， 陈虎这么一拨弄，女人们不仅干上了男人的活儿，并且胜过男人一筹，女子钻机班完成的打钻任务遥遥领先。女子们获得了“铁姑娘”的称号。作业虽然辛苦，日子却充满乐趣， 陈虎用他的热情和活力给这些日子注入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那一年冬天，在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女子钻机班开着11 辆满载物品的卡车陷进齐腰深的雪水里，陈虎奋然跳入刺骨的水中， 摸索着找了两个小时的路，又为11辆车一一挂上钢绳，出来时，两腿没有一点知觉，铁姑娘们流泪了，她们一边哭一边用白酒为她们的机长搓腿，直到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在地质队的许多年中，他走遍了新疆的戈壁、沙漠、草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野外生存本领，我们内地人很难想象， 以为地质队员出野外哪里有什么危险可言？又不是独个的探险家，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就算迷路了也没什么可怕。那你真是大错特错了，在无边无沿的大沙漠、大戈壁上，即使是一个军团亦显得那么孤单和无助，自然冷酷而强大， 如果这个军团的饮水和食品用光了，再加上迷失方向，唯一的路既是死亡之路。若要赶上高温天气或是沙暴袭来，所有的血肉之躯和这些躯体中的精神无一不向自然俯首，听凭它的摆布。陈虎在他二十多载的地质生涯里，有百次千次与死神照面，但他百次千次地闯过了死神的拦阻。渐渐，他弄懂了荒漠的脾气，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部位，仿佛自己也成了荒漠的一部分，知道怎样同它打交道。于是，平日里与钻工们亲如兄弟、时常掏自己腰包为他们解馋的陈虎，到了野外就变得不尽人情了，带着满满的一车水，却规定出苛刻的饮水条件，渴得嗓子冒烟时才许人们喝一小口，在钻机上干了一天，满脸泥汗黑油，硬是不让大伙洗脸，这家伙凶神恶煞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一个月下来，数十人才用去一吨水，他们带着三吨水回撤， 到家后把水全部泼掉。有人嘟嘟囔囔地口出怨言， 其实他们心里明白陈虎的良苦用心，假如车在沙漠中抛锚，或是迷了路，又碰巧你们手中没有电台，救援人员无法很快寻到你们，如果你手里有水， 便意味着你握一线生机，这一群弟兄守着三吨水在大漠深处呆上个十天半月也不会成问题。 地质队的车经常抛锚， 这些车大都是花很便宜的钱从部队从石油部门买的人家淘汰的旧货。有时， 他们开着这样的破车在荒漠上与石油物探或金矿阔气的载重车相遇，双方司机打招呼，人家惊讶：“你们用这样的车也敢闯沙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陈虎们比任何人都活得更有滋味， 没有任何人比地质队员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他们驾驶着破烂不堪的车子一次次闯进死亡之地，又一次次闯出来。陈虎说：“每一次，我们的车差不多都要出毛病，哪一次，不是把大伙儿扔在荒滩上熬过难挨的几天？可我们没有一个人因
为缺水渴死。”这令陈虎自豪。从古至今，茫茫大漠埋葬过多少商旅，多少军队，多少探险者，漫漫黄沙又侵吞过多少城市和多少文明！
陈虎成了地质队的排头兵，遇到从未走过的艰险地带， 人们就习惯地要陈虎去探路，多复杂的地形陈虎也能将它弄明白， 他果断地指挥人们走这儿，走那儿，还真就能把大家带到准确的地点。去年， 我三姨要进罗布泊，有人向她推荐陈虎，告诉她：抓住这家伙，进罗布泊就不成问题了。
陈虎与我三姨的友谊便是在去年结下的， 罗布泊对陈虎来说是一个新挑战，他指挥车队历尽艰难最终找到了罗北凹地， 却在一次他单车去给作业的工人送食品时出现了可怕的险情，在下午返回基地的路上迷失了方向，更要命的是卡车水箱漏水，车上又未带饮用水，未带GPS全球定位仪，没有比这再糟糕的事情了。太阳似乎以比往常更快的速度向西偏斜去，茫茫盐壳之上无一样参照物，绝望和恐惧向几位地质队员袭来， 陈虎急中生智，用一条塑料绳一点点地拧进水箱漏洞，暂时堵上， 又准确地判断出基地的方位。天黑透了，基地的人们扭亮手电，生起了几堆篝火为队友指示方向，他们在夜半回到营地，水箱刚好耗尽最后一滴水。
今年，三姨希望能够继续与陈虎合作， 这家伙却因队领导让他为大队女篮训练， 准备参加不久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地质职工运动会而难以脱身，她感到遗憾。而我不禁十分好奇，篮球与打钻找矿风马牛不相及， 他可以凭本身过硬的技术把一些弱女子锤炼成铁姑娘，而篮球完全是另一种行当，陈虎肯定不是行家，又怎能将一群孩子母亲训练成象样的女篮队员呢？事实证明，我低估了陈虎的本事，一个月后，当我们走出罗布泊时，乌鲁木齐传回捷报：在强队如林的情况下，三队女篮同仇敌忾，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竟然得了个第二名。
陈虎虽不能与我们同行，此番谈话倒也让我学到一些野外生存的经验，初步弄懂地质队员是个怎样的职业，我似乎嗅到罗布荒漠扑面而来的气息，陈虎的经历使我第一次抛去了对大漠的诗意幻想， 感到将要开始的罗布之行没有任何浪漫成份。走出陈虎家， 库尔勒的霓虹灯在夜色中发出斑斓的光芒，我第一次觉得城市是那样美丽，美丽而温馨， 这是一种家的感觉，城市是人类的家。我忽然感到自己很好笑， 还以为自己患了城市忧郁症，急急忙忙要逃离它，而这会儿我还没有迈出城市的门槛哩。 方才陈虎擎起大杯的啤酒，同我们硬铮铮地碰过后，朗声道：来！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很少饮酒的我，喝下了大半杯，此刻，酒的热力泛到脸上， 罗布泊在遥远的尽处等着我，我真希望自己是个身心刚硬的男子， 甩着豪放的大步走近它，可惜我仍是一个女人，聊以自慰的：我还是一个军人。
等待出发的日子里，三姨把我送到几位科学家那里，让我接受速成训练。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个合格的探险队员，我甚至不会看地图，更不会在图上投坐标，学校地理课只学到星星点点，由于少小当兵，没有系统地去读中学。如今，在大漠上什么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必须具有单兵作战的能力。于是，德高望重的杨工教我用图，我学得极认真， 恨不能在一个下午就成为识图高手。杨工始终笑眯眯的，是个亲切和蔼的老师。他原是青海地质队的高工，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野外”， 现已退休回到扬州老家颐养天年，抱上了沉甸甸的胖孙子。因为罗布泊的项目， 王弭力请他出山，老杨工义无返顾地来了，老伴道，家里不缺你赚的那些钱。 杨工也不是来赚钱，那是一份对地质行当深沉的割舍不断的情感。三姨说， 有杨工在，她就放心了，出野外前的工作千头万绪，三四个月的食品，生活用品，买什么，买多少，由于经费紧张，钱还不能敞开花。在我和三姨到达库尔勒时，杨工已经购置好了一切行装，大到钢丝床，小到一顶草帽，一副口罩，各种用品，一应俱全，不多不少。所有的箱子均编了号，哪号箱子装了哪种物品，一一盛在杨工的心里。 每个人的行李包为清一色的绿帆布口袋，杨工一眼就能辨出这些一模一样的家伙是谁的。三姨不慎将发到手的行李钥匙丢失，他立刻掏出一把备用的。
大大小小的箱子都堆放在杨工住室， 他一人住在楼下不见阳光的黑房子里，年轻人要他搬到楼上去，他硬是不去， 老汉有着极其倔强的一面，三姨告诉我：别看杨工平常笑眯眯的，一到野外就把脸绷得紧紧，倔得九头牛也拉不回。以后的日子里，我终于领教了杨工的倔脾气，岂止九头牛，十八头也难以将他拉回。但此时，在库尔勒的这个下午，他仍是一个慈祥的长者。我学会了用图，又跟刘工学GPS全球定位仪，此种高技术产品倒是很好掌握，不久，我便能娴熟地摆弄。后来，在路上，三姨的GPS就一直拿在我手里，我像个小孩子，对这玩意儿爱不释手，每到一站，就急急地打开按钮，替三姨测经纬度，三姨像夸小孩一样道：“你真能干！”
刘工是个寡言的人，模样和性格都很憨厚，还是十足的慢性子。这几位科学家，我正在一点点地熟悉他们，那一位齐工，相识几天来， 我还从未听过他说话，如果说刘工寡言，那么齐工简直是不发一言，他只是用点头或摇头来回复你的问话。他整日都在用粗粗的草绳缠着那些瓶瓶罐罐，再把它们小心地摆放到木箱里。据说，这都是他做实验用的化学试剂， 全部含有剧毒，想想令人脖颈发凉。焦工长得瘦小机灵，在四位科学家中，算是比较活跃的人，特别是他的笑声，极有特点，火爆响亮，常为该笑的和不那么该笑的事情发出真诚的笑声。这家伙讲话频率很快，不熟悉此频率的人，起初都难以听清他在讲什么。总之， 这四位科学家均是难得的好人，善良、淳厚、质朴，相信我会与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只是我担心自己难免要欺负他们，因为在今天这个凭着“生存能力”于社会上闯荡的时代，他们似乎太老实了，只知埋头业务，遇到需要拳打脚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