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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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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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9)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谕。
  (4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己巳谕。
  (41)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42) 此案首犯马朝柱远扬天外,经年未获。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又一再向信徒声称“西洋国”有明室后裔,是他的小主人,还有吴三桂后代及民间传说神奇人物李开花等,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皇上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的对马朝柱的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3)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111~118页。
  (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乃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著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
  次年二月,谕:八旗满洲世仆,祇缘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经停止考试汉文。然一染汉习,反弃旧风。朕深恶之,屡经降旨训诫。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5)
  虽“清语为国家根本”,(6)由于满族人多能熟练运用汉语文,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被汉语文取代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皇上的警惕,因此采取不少办法鼓励满洲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须“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又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编纂满语文工具书;停止“翻译考试”,以禁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
  三月,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7)
  又于鄂昌署中查出诗稿书札,于其兄鄂容安之差往军营,云“奈何奈何”。谕:“满洲旧俗,遇有行师。无不踊跃争先,以不与为耻,不谓竟有此等败类也”。著从宽赐令自尽。(8)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及至乾隆三十七年,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上谕不得轻言易改衣冠,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本不相沿袭。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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