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4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70页。
(43)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77页。
(45)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46)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多处。
(47)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34页。
(49)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5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51) 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第19页。
(52) 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53)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54)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48页。
(55) 参见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56)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老同学陈意新教授为我全面介绍了有关争论(2002年6月),使我获益匪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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