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过去人们一向以为，中国的人口，只是受所谓“积极制衡”（战争、瘟疫和饥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这样一种马尔萨斯式的“悲观”论点，现在看来，岂不都成了一个“神话”（15）？
由此，一个新的“神话”出现了。中国人能主动、自觉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纪，而是在那以前长达几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时间里！试问：没有这样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口，怎样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后一时期的低速成长呢（16）？
也许与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并无意于否认中国历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实现“避孕”的。在这里，问题可能只是在于如何“取证”，和如何评价它的具体效果罢了。
但遗憾的是，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17）。而只是在相关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据对辽宁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当地人口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无子家庭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关的论证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这就使该书的逻辑显得颇为无力。
为此，同属该一学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后者又可分为手术的和非手术的两种（包括针灸、推拿，食物避孕，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等）（19）。有评论指出，这为中国历史人口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前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解；尽管仍有许多问题应该质疑（20）。
李伯重所说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认为，自清代以来，在江浙这一盛产棉花的地方，农民广泛食用棉籽油，大约就是在不自觉地服用“强力避孕药”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长期食用，是否会造成“不孕”的效果，于“不自觉”中又如何能够有意停用，则未作进一步的探讨）。其次还有一些“断产”和“疏胎绝产”方剂（如服食凤仙子、四物汤、九龙丹等）。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没有谈到什么“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这些方剂与各种堕胎药物相比，尚处于“尝试阶段”，据说并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运用（21）。在笔者看来，就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避孕”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例如，我曾听一位当事人讲，她一次因偶然带了一块麝香，从此就不能怀孕（她因为已有四五个小孩，也就“歪打正着”，乐得如此了）。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将一种药物“斑蝥”（“螌蝥”）置于子宫颈口（似是用一纸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旧日的妓女使用这一方法，“从良”之后，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还有土制“避孕套”，压穴法（如指压会阴以“还精补脑”）、体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现代技术传入中国以前，这一类传统的办法一定还有很多（我想再强调一句，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其中的“避孕”办法，而不是“堕胎”、“溺婴”一类手段）。尽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见之于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须倚赖“口述历史”资料。
20年前，当我在研究所里说到，有一些传统的办法可以避孕时，曾经受到同行的“讥笑”。今天这种情况大概是不会出现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寻有关史料，不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说江浙地区曾经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使用这些方法，它又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对口述历史调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25）。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27），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29）；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30）。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32）；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了（33）？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34）？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科学论证”，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分析”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35）。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36）。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37）。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38）；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39），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低增长”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以丁折口”，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回测”（或曰“倒推”）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40）。
为什么不使用“预测”而采用“回测”？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于是，以此“回测”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先例”？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41）。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等同看待”？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42）。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43）。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44）。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45），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