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御史郑澂再次奏请饬禁进贡珠玉宝玩，曰：任土作贡，所以联上下之情，备赏赉之用，非有所利于其间也。况各督抚养廉至为优厚，果其出赀献纳，何至派累侵挪？乃不意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橐，求索无厌，贿赂公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今蒙皇上洞烛其奸，禁呈金器，但兼金之价，不过二十换上下而止，有无过费，其数易稽，而珠玉宝玩之属，为价无定，均宜假托营私，请一律饬禁。倘有配入贡品者，论以违制之罪。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23）
四十八年正月，谕：御史秦清奏请严禁外省馈送，以清亏空一折，初看似谠言，细按之乃摭拾浮词，无指实之事。外省属员逢迎馈送，例禁本当严，而犯者、朕亦未尝姑息宽宥。近如陈辉祖贪纵营私，业已审明治罪。又何藉该御史之敷陈？如果有闻见，理应据实纠参，何得空言塞责，徒博献纳之名，而无实济乎？该御史既为此奏，意中必有所闻。除陈辉祖、国泰、王亶望之犯罪正法者，著将现在各省内馈送者何人，受馈者何人，亏空者又有何处，逐一据实指出，明白覆奏。朕不难严查重办，以示惩儆。若影射含糊，徒争口舌，此即明朝陋习，必当防其渐，而不可使启门户吓诈之端。
据研究，乾隆中期以后，进贡几乎成了败坏吏治的最大公害。但终乾隆一朝，未能禁止督抚贡献。（24）
上述案件还牵扯到了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之孙于德裕讦告堂叔于时和自于敏中殁后，挟制家产，于本年三月拥赀回籍。谕令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于查办中，判定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欲保全其名节，谕示办案大臣：大学士于敏中所遗财产，若生前营私不法之事已败露，即将伊正法，查抄入官。（25）
御史钱沣曾称甘肃贪污大案“作俑由于藩司，而纵之使成者总督。非有王亶望，则蒋全迪、程栋等无所于逞；非勒尔锦，则虽有王亶望亦莫之能为，凡诸弊端实缘大吏负恩所致”。但在皇上看来，其间于敏中罪过更大，四十七年十月谕：乾隆三十九年该省覆奏请开捐，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设此时于敏中尚在，朕必重治其罪。姑念其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是以始终成全之，不忍追治其罪。
此外还有一个大案，即郝硕案，也是在南巡途中偶然发现的。那是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在途经江西时，皇上召见了江西巡抚郝硕，他在回答皇帝询问时，“于地方事务一无建白，其属员贤否亦仅于询及时登答塞责，无所可否”。遂传谕两江总督萨载，令其对郝硕的业绩、操守进行调查，这一查，便查出郝硕勒派属员银数万两的严重问题。
据奏，郝硕前因进京陛见短少盘费，（26）又因有应交海塘公项，（27）屡次向各司道及各府州县等勒派银两。其各府厅州县“有因公在省者即自行呈送，有一府之中，或府或县一员在省，即回去告知所属各府州就现任人员视其力量，或缺分大小酌量分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共计银三万零四百两。上年有应交浙省海塘银五万两，以力不能完，谕令首府黄良栋告知各府帮捐，嗣各府州县量力呈送，自数百两至一千两不等，共银三万八千五百两”，累计六万余两。
郝硕勒索属下，正值国泰在山东勒索属下败露之后，是明知故犯，顶风作案。不仅反映出乾隆后期吏治败坏的严重，也揭示出督抚互劾以及御史风闻言事等弹劾功能的萎缩。在皇上看来，郝硕对地方的治理比不上国泰，其对属下的勒索却与国泰相同，因而令其自尽也算是从宽发落了。（28）
王亶望案、国泰案、陈辉祖案、郝硕案，构成了乾隆后期皇上常常谈起的几个大案，也是乾隆一朝最严重的贪纵案件，它们已经不完全属于所谓“经济案件”，而暴露出背后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23．搜书
正当西南硝烟弥漫之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上忽然下令搜辑古今群书。谕：朕稽古右文，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第念书籍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唯因类取裁，不能悉载全文。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
搜集的范围，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及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或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祇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29）其重心则在性理、经世，及近时兴起的考据学，等等。
所谓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是指乾隆六年正月，命各省督抚学政采访遗编。谕：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30）
迨乾隆三十七年，下诏数月，应者寥寥。三十九年八月谕军机大臣等：
朕断不肯因访求遗籍，于书中寻摘瑕疵，及收藏之人，若仍前疑畏，不肯尽出所藏，将来或别露违碍之书，则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转大。
朕办事光明正大，各督抚皆所深知，岂尚不能见信于天下。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营销毁。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著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
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谕，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访求遗书竟然变成了查缴禁书。
皇上对危及清朝统治的禁书的注意，可能从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案就开始了。据说，当时他曾想搞几个震慑人心的大狱，让人们将私藏的明末清初野史自行烧毁。在审结彭案的谕旨中有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嵬求而得者乎？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但以后的实践表明，光靠臣民畏祸而自行烧毁家藏禁书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要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中间根深蒂固的反清意识，就只有把一切禁书统通烧毁，至少要加以删削、改篡。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诏“览辑古今群书”，说得冠冕堂皇，十分动人，而骨子里已寓有借此查办禁书的深意。至三十九年八月，则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
然而，实际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首先是各省督抚等地方官员不够重视，彼此观望，有的则怕稍有不慎，把自己也牵连进去。其次是藏书之家也因谕旨的口气温和，压力不大，因而迟迟不动。为排除种种障碍，皇帝从四十二年起连续制造了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等几起大狱，使全国，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在王、徐两案的煽动下，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皇上虽然纠正了某些荒谬已极的错案，但为不断加强政治高压，迫使人们迅速呈缴禁书，又在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字狱作为加压的杠杆。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字狱都是因查办禁书而起，其中多由恶棍挟嫌诬告或藏书人畏罪自首，因而文字狱在当时被称为“书祸”。由此可见，文字狱作为查办禁书的组成部分，服务于这一政治运动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乾隆朝第二个高峰时期的文字狱异于一般文字狱的独特之处。（31）
在皇帝关于查缴禁书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纷纷行动。一般都是先行“刊刷誊黄，遍贴晓谕”，造成声势，劝告藏书之家尽量呈交；继而又派出专人，或指定地方士绅、各学生监，深入民间详细察访。如江西省“传集地保，逐户传谕，无论全书、废卷，悉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浙江则将候补教职人员分发原籍，因亲及友，清查禁书，并规定：“将来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后先。”在各级官吏的威胁利诱下，全国各地先后缴出大量的违碍书籍。这些书籍，先在各省进行初步甄别，由地方官员分门别类，开其缘由，缮写清单，具折奏进；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连同版片一起，派员解缴军机处。此外，“匹库全书馆”也对各省采进本进行反复审查，查出禁书亦交军机处。军机处收到这两条渠道解交的禁书，按韵编号，再交给翰林院官员，将书中“悖谬”之处逐条写成黄签，贴于书眉，或将应毁原因摘要开单呈进，经皇帝最后批准，即将书籍送到武英殿之字纸炉前，在军机处满、汉司员的监视下点火销毁。
随着查缴禁书活动的开展，查缴禁书的范围也日渐扩大。最初，所禁书籍不过是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至乾隆四十二年《字贯》案发生后，禁书范围扩大到了当代人的著作，乾隆四十三年又将宋人谈抗金、明人谈反元时“议论偏谬尤甚”者也列入销毁之列。乾隆四十四年又先后扩大到某些地方志、戏曲剧本，以及“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之书”。在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的书籍遭到了禁毁，民间惧怕得咎而私自销毁的更无法数计。（32）
乾隆朝文字狱·五（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六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广东番禺人屈大均诗文多有触犯清廷忌讳处，前于雍正八年通谕销毁，至本年查办明末清初野史等违碍书籍，广东查出屈稔浈、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诗文，两广总督比照“大逆子孙及同居之人皆斩律”，拟斩立决。奉旨：“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粤东查出屈大均悖逆诗文止须烧毁，毋庸查办。其收藏之屈稔浈、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又曰：若经此番诚谕，仍不呈缴，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即不能复为轻宥矣。
乾隆四十年（1775年）
检阅呈缴应毁书籍时，皇上发现僧澹归所著《遍行堂集》系韶州知府汉军旗人高纲为之制序，谕：高纲身系汉军，且高其佩之子，世受国恩，乃见此等悖逆之书恬不为怪，匿不举首，转为制序募刻，其心实不可问。使其人尚在，必当立置重典。查抄高纲之子高秉寓所，发现明朝人陈建所著《皇明实记》和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谕：近年来查办遗书，屡经降旨宣谕，凡缴出者概不究其已往。今高秉仍然匿不呈缴，自有应得之罪。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江西新昌人王锡侯，以《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于穿贯，乃仿类书之式，按字样各归其类，编成一部新体例简明字典，名之《字贯》。县民王泷南检举其“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上谕：“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从宽改为斩决。江西巡抚海成因未看出《字贯》悖逆之处，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旋释放，发往乌什效力；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