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哑然失笑，觉得眼前这个嘴唇上刚刚长出些绒毛的少年实在有趣，人没有鸟的翅膀，如何飞上天空？
少年回答，人没有马的四条长腿，却依然可以在大路上长途旅行，因为人们有马车。人没有鱼的鳍和尾，却照样可以航行在江河湖海之上，因为人们有舟船。
陌生人听着少年的话，虽然有些别扭，但似乎包含着更重要的东西，他锁着眉头问，你是说人们可以像使用马车和舟船在陆地和江河中旅行那样，利用某种工具在天空中飞行？
是的。少年依旧看着天空。
陌生人点了点头，也同样看着红色的天空。
少年突然问他，能不能把你的伞给我用一用？
陌生人有些奇怪，但还是拿出了背在身后的油纸伞交给了少年。然后，少年撑起了伞，慢慢地爬上了栏杆，象走钢索一样，双脚站在栏杆上，陌生人吃了一惊，叫少年下来，少年却没有听。接着，少年在栏杆上站直了，向身体两侧平伸出双手，右手握着撑开的油纸伞的伞柄。
许多人都朝少年看来，丹凤楼上的游人，城墙上的小卒，码头上的挑夫，黄浦江里的水手，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都朝着这个站在丹凤楼栏杆上只需跨一步就会从四五丈高的地方摔下来变成一团肉酱的撑伞少年。
一阵风吹过少年的脸颊，很舒服，撑开后的油纸伞很大，在风中有些摇晃，他看着自己脚下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仿佛已飞到了云端中。
少年闭起了眼睛，飞吧。
在那个黄浦江畔的黄昏，这个后来成为著名的基督徒的少年差一点就飞了起来，当然，如果他真的飞了起来，那么日后也就不会有这个著名的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们还是要感谢当时站在少年身边的那位陌生的绅士的。
当少年即将要向前跨出一步越向天空的时候，是陌生人一把抱住了他，拉回到了栏杆里面。而那把伞，却已经飞了出去，油纸伞晃晃悠悠地在黄昏时分的江风中摆动着，一股风吹来，居然把伞吹向了比丹凤楼的斗檐更高的高处。随着汹涌的江风，那把伞在空中翩翩起舞起来，陌生人瞬间觉得那把伞的形体如同一个西域的美人，被夕阳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在云端里跳着古时候的胡璇舞。过了一会儿，风向变了，那把油纸伞快速地向黄浦江的方向而去，然后缓缓地下降，最后，摇摇晃晃地落入了汹涌的黄浦江中。
这时候，少年才慢慢地说，对不起先生，弄丢了你的伞，我父亲正在做一笔油纸伞的批发生意，他会赔你一把新伞的。
不用了，告诉我，为什么要撑着伞站在栏杆上？
因为你的伞很大很结实，而刚才的风向和风速都很合适，我会在空中驾驭风向的。
陌生人看着少年的脸说，总有一天，你会很有出息的，至少比我有出息。你今年几岁了？
十五岁。
都十五岁了，过几年要去考秀才了。他似乎想起了二十年前会试发榜后看到自己名落孙山的那天，还好，那一切都过去了，不过对眼前这个少年来说，还刚刚开始。
陌生人继续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光启，字子先。
陌生人点了点头，目光里有一种无奈，然后辞别了少年，走下了丹凤楼。他走进了上海县城的城隍庙东北角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然后，他来到西面一座荒废多年的园子里，看着月亮渐渐地爬上树梢，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几个月以后，这座废园子被他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江南园林。以供他的父亲，也就是前南京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潘老爷子觞咏其间。这个救了少年一命的陌生人的名字叫潘允端。他取“豫悦老亲”之意，将这座园子命名为豫园。六十多年以后，当丹凤楼上的少年和陌生人都早已经作古的时候，那位少年的第三代后人，买下了潘家的一栋旧宅世春堂，改建为上海第一座罗马式天主教堂。在今天，如果顺着豫园边门的安仁街拐进梧桐路，在福佑路第二小学分部里，你会看到这座全部楠木构架的明代建筑现在已经成了小学生的健身房。
“广东的天气真热”。课堂里的徐光启擦着汗，缓缓地说。几个学生在悄悄地笑，他们用广东话窃窃私语起来。徐光启无法听懂他的学生们究竟说的什么，他也不愿意去深究那些可能对老师的不敬或是嘲弄，炎热的天气让他有些慵懒，窗外又响起了广东女人的木屐声音，“踏踏踏”敲着青石地板。于是他卷着书本，凝神望着窗外一棵巨大的老榕树，那些繁茂的枝叶一直垂到书院的窗口。不知过了多久，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教室里已经没有一个学生了，作为老师，也许应该表示出愤怒，可他却愤怒不起来，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放下卷成了一团的书，心想，也许自己确实不适合教书。
他走出了教室，那拖着木屐广东女人又不知到哪里去了，阳光从茂密的榕树枝叶的缝隙间洒了下来。光线零零碎碎的，倾泻在徐光启的额头，那个十多年前丹凤楼上眺望江景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了，他也离开了故乡，来到了遥远的广东。
风从院墙上掠过，迷离诱人，一如那童年的幻想，这里是炎热潮湿的南国，在儿时，他的小商人父亲常常在家里存放许多来自广东和南洋的货物，狭小的房间和阴暗的楼梯里，到处都充满了那些奇怪的味道，也许是蔗糖或者是药材，还有南海里的鲨鱼翅，这些奇怪的味道混杂在一起，慢慢地在陈年的老屋里发酵，真的说不清，少年的他只能统称这为广东味道。这来自遥远南方的广东味道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气息，叩响了他身体深处的某个意识，于是，他感到了最初的欲望，少年的欲望，被来自南方的气味所诱惑。于是，他从少年，成长为男人。如今，他终于来到了神秘的南方，却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原始炙热的幻想却变成了广东女人的木屐声在不断地响起，慢慢地流逝着年华。
十五岁那年的惊魂一刻，他差点从丹凤楼上坠下送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故事。那一年的上海，人们总是说小商人徐某人的儿子异想天开，居然想要在丹凤楼上撑着油纸伞飞上天去。那次，徐光启的小商人父亲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让十五岁的他一个月没能起床，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丹凤楼。
许多年过去了，他知道，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潦倒的小商人，但依旧是深深爱着自己儿子的，父亲所做的一切：在外面闯荡码头、批发走私的小商品、甚至在乡种地，都是为了儿子能够读书取得功名，不再向他那样低三下四的做一个被别人瞧不起的小商人。于是，父亲逼迫着儿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苦读伟大的孔子与孟子流传给后代的那些经典。尽管父亲对这些厚厚的书本里写的东西不太明白，但父亲深信书本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甚至比他日常接触的银子和孔方兄更有作用。因为古时候有一位皇帝说：书本里藏着黄金，藏着粮仓，最后，还藏着美女。
在他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他就像当年在丹凤楼上遇到的那个陌生人一样，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考场，从此，他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漫长的考试，将一直考到死亡的那一天。十九岁，他成为了秀才，二十六岁，他参加了乡试，却没有能够成为举人。于是，他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循着一个古老的梦，来到了遥远的广东，在这棵百年大榕树的脚下，成为了一名私立学校也就是书院的教师。
当徐光启在大榕树下发着愣，几阵轻风吹动他的乱发，正暗暗盘算着是否要回到家乡用这些年来教书积攒下来的积蓄买一块地，种几亩水稻和青菜聊度此生的时候。他见到了一个陌生人，不过这个陌生人，却明显不同于当年丹凤楼上救了他一命的人。最重要的在于，那个人长得极不寻常，令徐光启大吃一惊。这也难怪，自太祖洪武年间起，本朝就实行起了海禁，再也没有前朝的马可。波罗这种人了。
简单地说，这个陌生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来自遥远的欧洲，他的汉文名字叫郭居静，西文名字叫Lazarus
Cattaneo。他来中国的使命，就是要把耶稣的事业传播到伟大的中华帝国，为罗马教皇填补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基督信仰的空白。这个渡过茫茫大洋，穿过半个地球，怀着一颗随时准备奉献给耶稣的心的人并不知道，他眼前的所见到的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将成为在中华帝国名留青史的基督徒。
许多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回忆说——中国南方大榕树下的这一天是耶稣在东方的节日
尊敬的梵蒂冈教廷及教皇：愿天主保佑天主教徒，打击亵渎圣灵的新教徒，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我，天主的仆人，耶稣会的使者，利玛窦，现在正在遥远的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给伟大的罗马写这封信。愿信差能够平安地将这封信带到澳门，愿澳门的船长能够平安的跨越南中国海与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将我的信带到圣彼得大教堂，让尊敬的教皇知晓——中华的大门已经为主敞开。
一切全来自天主的恩典，回想往昔，我们这些传播天主福音的使者，是多么渴望抵达遥远神秘的东方，把天主与基督的光辉洒遍东方的大地。因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有着广阔的幅员，数以亿计的人民，与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乃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庞大的国家和民族。彼国之人民，有其独特之信仰，绝不同于其他蒙昧野蛮的民族。我幼年在欧洲学习时，就曾听说东方的契丹国里有基督徒，所以，中华是我的梦想，在我的心中，中华的人民始终与万能的主同在。
然而，中华的大门曾经顽固的对主关闭着，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虽然，早在许多年前，葡萄牙人就曾经抵达过北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主的信仰也能自由传播于彼土。大家都知道，圣徒沙勿略在耶稣诞生后第1552年就来到中国广东沿海一个名叫上川的荒芜小岛上，窥伺了一年多的时间，想尽千方百计，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最后带着莫大的遗恨死去。此后，耶稣会士又在澳门建立起据点。这里当时还是相当荒凉的边地一隅。教士们以此为基地，屡作强行破门而入中国内地的尝试，但还是不能成功。于是，有人面对中国海岸上的石头感叹：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我主啊！。
然而，天主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信仰坚定的人们，罗明坚神甫终于获得了成功，他被中华帝国的两广总督允准留居内地，而且于耶稣诞生后第1583年，将我从澳门带入了广东肇庆。
为了使天主的信仰广播于世界，我必须要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所以，在中国便要成中国人。我经过苦心的学习，掌握了世界上最美妙的汉语和汉字，一进入中国的土地就换了服装，改穿起中国儒生的衣服。不只衣着，饮食、起居、礼节等方面也完全中国化，只为了向中国人表明，我们与他们同样来自文明世界。
在十几年的岁月中，我遍游中国各地，愈加感到中国的文明迥然不同于欧洲，自成一家，甚至可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文明之一。然而，这并非表明天主的信仰就不适应中华，恰恰相反，中国的几部重要的上古典籍与天主信仰有许多共同之处，文明的中华与天主绝不矛盾。
在耶稣诞生后第1600年，我在中国的第二首都南京，经过耶稣会士郭居静的介绍，有幸结实了一位中国著名的绅士，大儒生徐光启。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谈吐文雅，学识渊博，对天主持宽容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种种优点。
那一年的南京之会，我们曾经彻夜畅谈了几晚，在谈话中，触及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录于信中——我：中国人都讳言死。用逝世过世去世辞世殁世，故去物故病故亡故，作古病殁崩殂命终，殒命寿终崩薨，夭殇卒等以代之。
徐：这是庸俗人的习惯。君子并不忌讳死。
我：不但不避讳，且当常说说。因为人人都知必有一死，却不知何时死，怎可不弄个清楚明白？
徐：中国人讳言死，并非想作恶纵欲。不过以死为不祥，不愿宣诸口而已。
我：死可引导人避恶向善，祥莫大焉。知死有五益：一，知道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则敛心克欲，去恶向善了。二，财物不能带去，就不再贪婪。三，世人的赞誉，对于死后的审判毫无用处。知此就杀灭骄傲与虚荣。四，想到地狱的大火，就可消解欲火。五，早有预备，就不怕死。临死而能坦然无惧，心安不乱，才算善死。
徐：人怎样才能得善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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