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回来后，我们又托了一些口信给乡邻寻找妈妈，也杳无音信。
这时，父亲的病略有好转，我把妈妈出走的事告诉了他。他没有多说，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反正对不起她”，口气特别平静，平静得令我感到很害怕。
妈妈走了，父亲神志不清，弟弟、妹妹还小，亲戚又帮不上，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特别无助。
父亲刚刚抱回妹妹“小不点”时，我也还是个12岁的孩子。“小不点”刚抱回来的时候，我只当她是当初那个死去的妹妹又回来了，觉得可亲可爱。那时候，妹妹主要由妈妈照顾，我根本感觉不到压力和责任。现在，一下子没有了妈妈，我的心里平添了一丝隐忧。
妈妈走了，我和弟弟一下子没了依靠。抱着妹妹，我流着眼泪犯起了愁，妹妹还不到一岁，需要喂食，拉屎撒尿都需要照顾，我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得那么细、那么深。只感到不管这是一种责任，还是别的什么，我都必须把它担当起来，这是生活强加给我的，我没有任何选择。
妹妹似乎从我惶恐而无助的眼光中读懂了什么，一向不太闹人的她突然大哭起来。哄了半天，也没能止住她的哭声。我猜她可能是饿了，便到邻居家借了一个鸡蛋，打了蛋汤，就着馒头让她吃了，她才平静下来。
必须生活下去，爸爸、弟弟、妹妹和我都需要生活下去，似乎一夜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抚养尚不会走路的妹妹，侍候病情不稳定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年仅13岁的我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担责任。
从我独立的那一刻起，也就懂得了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我想，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来说，早一天学会自食其力，才能尽快培养责任感吧。
——洪战辉
。。
十三岁的肩膀（1）
妈妈走了，家里的担子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和弟弟首先必须把妹妹照料好，而照料妹妹主要是要管好她的吃和睡。
首先要解决的是“小不点”的吃饭问题。开始的时候，我抱着“小不点”去找村里的产妇，求别人让“小不点”吃上几口奶，但这样求奶吃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只好另想他法，从集市上买奶粉。一些有经验的邻居就告诉我一些带孩子的经验，例如给“小不点”喂的奶不能凉也不能烫；半夜孩子哭的时候，多半是饿了，要加喂一次奶。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很难了。单单为了不烫着“小不点”，我就想了很多的办法。如何才能知道冲的奶温度是否适宜呢？我曾想亲口尝一尝，但又感觉不卫生，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把调剂好的奶水倒点在自己的手背上，感觉不凉也不烫时，才给“小不点”喂。
妈妈出走后，家里的生活更加拮据，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为妹妹买奶粉。但妹妹还小，除了一些稀粥外，还不能吃成年人的饭食。在没钱买奶粉时，我就去树上掏鸟蛋，为妹妹做蛋花汤喝。
我爬树是很厉害的。为了让妹妹能喝到富有营养的鸟蛋汤，我发挥了能爬树的特长，爬起树来还特别的勇敢，比我小胳膊还细的树干都敢爬上去。那几年，附近村子只要有鸟窝的树，我几乎都爬过。爬树掏鸟蛋的同时，危险也随之而来，摔下来的次数，我根本无法数得清，有两次从树上摔下来，还差点丢了性命。
有一次，我看到一棵树上有个斑鸠窝，就想上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鸟蛋。当时风很大，树枝在风中用力地扭动身躯，就在我快要够到鸟窝的时候，承载鸟窝的树枝根本无法承担我的重量，再加上有风，树枝一下子断了，我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掉了下来！在下落的过程中，情急之下我在半空抓到了一根树枝，但那小小的树枝还是无法承担我的重量，最终我还是掉了下来。摔到地上时，我感到眼前金星闪闪，然后就是漆黑一片。也不知道在树下躺了多久，和我一块玩的小伙伴也都跑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多么幸运，那么高的树，我只是摔晕了，却没有受伤。
事后，小伙伴还跟我开玩笑说：当时的我就像一只被人狠狠摔在地上的小青蛙，先鼓起身子，然后又迅速地软了下去。
还有一次，我只穿个裤头上树掏鸟蛋，一个窝里竟然掏到了六七个！我高兴极了，但身子光溜溜的，没有地方放。我又舍不得丢掉，便一只手拿住三个，另外几个含在口里，顺着树往下滑，树皮好粗糙啊，拉得我的肚皮都流血了，好疼！一疼，就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就一屁股蹲在了地上。我担心手里的蛋烂了，蹲了一下屁股，谁知道咽下去了两个，另外一个就在嘴里破了，手里的还好，都没有烂！忍着疼，我捧着这几个得来不易的鸟蛋往家跑。眼里噙着泪，嘴角却忍不住有了笑意：妹妹又有好吃的了！有趣的是，后来我还怕鸟蛋在肚子里生小鸟，去问村里的老太婆：小鸟蛋会不会在我肚里生成小鸟？老婆婆问清了事情的原委，不住地安慰我，善良的老人家还给我喝了香油。
如果当初我不去掏那些鸟蛋，妹妹肯定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看着黑瘦的妹妹，那个时候的我很不甘心。穷人家的孩子为了生存，总能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去树上掏鸟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想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妹妹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就领着她到田地里捉蚂蚱，然后烤了给她吃。
青蛙、豆虫这些东西妹妹都吃过，吃这些东西就当吃肉了。妹妹也不怕，还很喜欢。我还给她掏过斑鸠、麻雀，给她烤着吃。至今回想起来，妹妹来到了我这个贫困的家里，受了很多的苦。由于家庭所迫，妹妹和父亲都要靠我来养活，我，很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是贫穷并没有因为我的努力和他人的同情而稍稍远离我。
最难办的是妹妹晚上睡觉。妈妈在家的时候，妹妹晚上睡得特别好，从来不吵不闹。妈妈走了以后，她特别爱哭，还经常尿床。家里只有一床被子，尿湿以后，我先用灶灰把尿吸干，然而躺在上面，用体温把湿的地方吸干。有时一个晚上，床被尿湿几次，这里还没有干，那里又湿了，反反复复，弄得我精疲力竭。睡不好不说，因为天凉，气温低，又躺在尿湿的地方，我经常会感冒、发烧。尽管每天都满面倦容，但每当我看到妹妹睡得很香的样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
。 想看书来
十三岁的肩膀（2）
妈妈走的那个冬天，天好像特别的冷，家里房屋前面的水塘结了厚厚的冰。阵阵寒风从没安玻璃的窗口呼呼灌进来，冻得我不停地打战。家里的被子十分有限，再也拿不出一床多余的供我们御寒。为了取暖，我找来一个旧的装化肥的袋子剪开，钉在窗户上挡风。
尽管这样，风还是从细小的缝隙里钻进来。
夜晚的时候，风一吹，“小不点”就“哇哇”大哭，有的时候是因为冷，有的时候是因为尿床了。尿床的时候，我就把妹妹放在我睡热了的地方，等妹妹渐渐进入梦乡后，我再悄悄起来，取一些白天做饭烧的柴灰来——这些灰是我晒干后用筛子筛过的——撒在妹妹尿湿的地方，然后我睡在上面，用体温把尿湿的地方暖干。可有的时候，我还没把被子暖干，她又尿床了，我只好再暖。
因为家里只有一床被子，又没有烤火的炉子，只能用身体来暖干。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日子。
“小不点”仅有的一条棉裤也不知道在我的被窝里暖了多少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等到天亮，妹妹就只有穿着潮湿的棉裤受冻了。
1996年的春节过后，父亲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病，我只要把他要吃的药安排好，及时提醒他吃就行了。因此，除了照料好妹妹以外，我最重要的事就是与弟弟、父亲一道，管好地里的庄稼。我家原来就有五亩地，主要种植麦子、棉花。春耕的时候，我就牵着老黄牛，与父亲、弟弟一起到地里去翻地、施肥。地里离家有四五里地，走过去得花大半个时辰。好在正好是春天，草木渐渐生长起来了，一边走一边浏览沿途景物，四五里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夏天收麦子也是一个极其辛苦的活，五亩多麦子得用镰刀一刀刀地割下来，然后，把割下来的麦子一担担地挑到空坪里去，再用石磙把麦粒碾下来。妈妈在家的时候，这些事很少让我插手。而妈妈走了以后，我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13岁的我个头不高，做起来特别吃力。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烘烤得大地都裂了缝，气温也高达三十多度，晒得人汗水直流，连衣服都贴在了身体上。旁边有一棵大树，实在受不了时，我就到树荫下躲躲。稍稍休息一下，接着再干。
令我欣慰的是：那年的收成还不错，麦子亩产也可以，垛起的秸秆足有两层楼房高。还了邻居的粮食以后，还剩下一些，一年的粮食是够吃了。
家里的经济作物只有棉花，也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平时家里的开销，特别是我们三兄妹的学杂费、生活费，都得依靠棉花的收入。棉花的种植需要精心打理，我们对它十分尽心，无论是栽种、施肥，都一点不马虎。白天我的弟弟要上课，我们就晚上“挑灯夜战”，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收工。夜里干活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大声地吼歌给自己壮胆，等到回家的时候，月亮都升得老高了，露水往往打湿我们的衣裳。
因为家里劳力不够，只能是断断续续地干。我们干得十分认真，所以，我们在棉花种植上下的工夫比别人家大，时间也比别人要长。别人两天就可以完成的活计，我们至少要花一个星期以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和父亲、弟弟的努力，那年的棉花收成也还比较好。收获的时候，远看，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一片，就好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近看，朵朵的白色棉花点缀在棉花树的枝丫间（棉花不是树，但这样说特别形象）。在采摘棉花的时候，我和弟弟都特别高兴，我们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又有钱给妹妹买奶粉补充营养、有钱给爸爸抓药、有钱交下学期的学费了。这是自从妈妈离家出走以后，全家最开心的一段日子。我和弟弟都想到，要是妈妈在家，看到这一切，那该多好啊！
做人应该有责任心，能担多大的责任，方能成就多大的事业，我认为就是这个道理。
——洪战辉
靠自己改变生活（1）
9岁的时候，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家里还没有发生变故，妹妹“小不点”还没有来到我们家。
那次，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赢了很多很多玻璃球。我把赢到的玻璃球又转手卖给了小伙伴，总共挣了十多元钱。
可那次只有卖出没有买进，从严格意义上说算不上生意，但挣钱的意识似乎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埋下了种子。
自从妹妹来到这个家后，特别是妈妈的离家出走，使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我稚嫩的肩膀上，家里的生活来源也只有靠我自己来想办法解决。
没有人能让我们的生活换一个样子。当常人无法想像的生活困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怎么走，都要靠自己。因此，尽管年纪还小，但是生活的磨难让我明白，要靠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家。
我开始想办法去解决我的问题，这时候，我的“生意头脑”开始发挥了作用。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找到我们乡镇附近的一家冰棍厂，想利用星期天和暑假，在附近的村庄走街串巷，叫卖冰棍赚点钱。
小学的学业不重，每个星期天，只要天气许可，我都会用自行车推着冰棍，到各个村去卖。刚开始，我的生意并不是很好，但很快我就发现，原因是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没有零花钱，更没有多少现钱，而所有卖冰棍的都只收现金，当然包括我在内。虽然每个孩子都想买冰棍、吃冰棍，但没有钱买，冰棍的销量就自然很低。于是我就天真地想：要是每个想吃冰棍的孩子都能有钱吃到冰棍该多好呀！我的生意自然会很好呀！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手里拿着一个鸡蛋问我：“我能用我的鸡蛋换你一根冰棍吗？”他的这一句话让我一阵激动！我二话没说给了他两根冰棍！因为他的问话提醒了我。在农村，基本上家家都喂有家禽、有存下来的粮食，如果我的冰棍可以用粮食和鸡蛋来换的话，那基本上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从家里拿点粮食、鸡蛋或鸭蛋来换冰棍吃呀！这样一来我的冰棍销量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上去了吗？最让我激动和兴奋的还不止是这个，因为我经常到街上卖鸡蛋，知道鸡蛋的价格。那时候鸡蛋的价格是三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