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BOOK。◇欢◇迎访◇问◇ 第23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4）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⑧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经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⑨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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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5）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公司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括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公司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资，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公司相对于非跨国公司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投资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上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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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