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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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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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 沃尔福威茨，陈述了布什主义的“防务规划指南1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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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9）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 ａｎｄ 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见？ghanaweb？/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2003）。
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页。
范达娜·席瓦，“知识产权中的南北冲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约翰·奥谢，“向腐败体制提供援助不会帮助穷人”，《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钱去了哪里”，《财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页。
引自德里克·麦克维什，“水、土地和劳力——被迫私有化对脆弱社区的影响”（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4），第29页。
迈克·恺撒，“美国税收资金资助查韦斯政权，回顾发现”，《波士顿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2002，第209～210页）。又见史蒂夫·科尔，《幽灵之战——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纽约：Penguin，2004）。
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 End 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页。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罗特，“古巴内战呼吁流放者归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见国家安全档案网站的分类文件，？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153～161页。
南非真理和调节委员会的决定，见？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顿·吉尔曼，“保持美国第一——五角大楼将排除竞争性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鲁·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和后果》（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