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渐行渐远。
作为一种内在经验的宗教——美国长期守护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层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跃，比如在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中，他在爱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讲座出版于1941年，作为《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ａｎｄ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有点阴郁的观点：人被夹在他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间，后者常常诱使他竖立“偶像”，比如严密的哲学体系或者让人类种族变得完美的社会计划。尽管尼布尔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持自由主义理念，基本上，他讲授的内容是（属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传统，这一代知识分子通过卡尔？巴特的著作重新发现了这一传统）：宗教信仰与理性毫无关系，也无需通过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生活中最确定的、最重要的事实，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样子来想象他。在长期萧条和挫折时期，宗教哲学往往会放大人的无助，向上帝寻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
在通俗层面上，宗教在一些畅销作品中得到了表达，它们有：劳埃德？道格拉斯的那些富有灵感的小说，像《崇高的困惑》（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1929）和《绿光》（The Green Light，1935），以及诸如亨利？C。 林克的《回归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1936）这样的作品，林克的著作试图赋予人们以精神的目标，以对抗浸没在环境大潮中的自私。一个美国人所珍爱的传统就这样被引入了一个萧条和不稳定的时代。亨利？华莱士是一个涉猎广泛的鲁莽先知，他贡献了一部《政治家与宗教》（Statesmanship ａｎｄ Religion，1934），而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很多公开言论是围绕作为实用基督教的人类尊严、友善和民主等话题。总统（他是个圣公会教徒）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激起了宗派主义者的对立。1939年12月24日，罗斯福宣布了一个打破先例的任命，钢铁巨头、新教圣公会俗士迈伦？C。 泰勒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特使，在战争的危机之下去梵蒂冈，这项任命在某些新教圈子中激起了一场风暴。
总的说来，宗派之争似乎正在式微。1929年，公理会教徒与他们在基督教会的朋友们结合了起来。10年后，美以美会南、北分支之间内战之前的老裂痕，通过这两个分会与卫理公会新教一翼的联合而消除了。1940年，美国归正教会与北美福音宗教会议合并。1930年代晚期，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合并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来自一个阵营的高教会派和另一个阵营顽固的加尔文教徒的反对推迟了合并的实现。
即使没有最终的合并姿态，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也是与日俱增。1931年，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和犹太教士总会组成了永久性预防失业会议， 3年后，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组建了全国性的宗教和福利活动委员会，以便更有效的支持所有从事社会改良的宗教机构。尽管这些教义阵营的不可调和的成员之间偶尔也有古老偏见和摩擦的迹象，但人们都在朝着共同理解的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宗教自由和少数的权利这样的旗帜之下，而在世界上别的地方，这些都被踩在脚下。
一批较小的宗教团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弗兰克？N。 巴克曼医生创立、发轫于爵士时代的所谓“牛津小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着手为“道德重整”而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运动，鼓吹（用它的创立者的话说）“如果人人向善，就不会再有战争”。但是，“道德重整”的和平主义很快就被一场世界巨变所淹没，这些牛津小组——它们曾经自吹跟内维尔？张伯伦和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物接触过——便日渐衰弱。
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斗争，更鲁莽、更原始的反对来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既拒绝向国旗敬礼，也拒绝在军队中效力。它们成了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的很多社区的风暴中心，它们常常是暴民暴力的受害者。由密苏里人约瑟夫？F。 卢瑟福“法官”在本世纪初开始，耶和华见证会发展成了民间教派，既不像耶稣再临派教徒，也不像100年前的第一代摩门教徒。为迎合穷人和失败者，他们“把仇恨引进了宗教”，异常残暴地攻击天主教，通过不服从民事权力机构和鼓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来讨好殉教者。他们挨家挨户播放布道的唱片，在街角上兜售或分发小册子。1939年，他们的4万名野外工作者分发了1；500万份文件和600万份《了望塔》（Watchtower）及其他类似的杂志。即将来临的战争风暴，也没能动摇他们的主张，这激起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一长串公民自由诉讼摆在了最高法院的面前。
最华而不实的教派大概要算是黑人福音传道者“圣父”（原乔治亚州的乔治？贝克）创立的教派，贝克在长岛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之后，于1932年大萧条最低潮的时候风风光光地进入哈莱姆区，根据“真正的上帝就是养活我们的上帝”这一信条，以及“和平，真是太妙了！”这句咒语，建立了他的统治。不久之后，他的“天国”便从曼哈顿传播到了其他城市里的有色人种社区，允诺为信徒们提供共有资金和商业管理所带来的好处，并提供充足的食物及乡村庄园和度假酒店作为庇护所。
同样狂热的是“我很伟大”运动，这一教派是一位自封的神秘主义者在定居洛杉矶之后于1932年创立的，此人名叫盖伊？W。 巴拉德。他声称要解开中世纪巫师圣日尔曼及其他“登上天顶的大师们”创造奇迹的秘密，允诺给他的追随者们带来健康、财富和力量。在高峰时期，这场运动声称有30多万皈依者，遍及十多个重要城市，但在1940年代初期，它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利用邮件进行诈骗，这场审判带来了曝光、嘲笑和被人唾弃。一场类似的狂热被称做“人类联合”，是另一位名叫阿瑟？贝尔的加利福尼亚预言家在1934年设计出来的，把精神魔法跟伪科学混在了一起。它提出，要接通地球中心的最初的能量之源，由此开创出一个所有人都摆脱了贫困和奢侈的寓言时代。在其全盛时期，这一信条吸引了15；000名信徒。这个团体也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不久，它被判触犯了煽动判乱法令。
美国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为数百万芸芸众生创造了当下的保障，但对很多人来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饥饿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了一起。因此，对大众心理来说，20世纪30年代教派主义的这些海市蜃楼，多半像社会保障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更实际、更物质的成就一样富于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