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大企业发现，它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让人难受，它们兴高采烈地为这一裁决欢呼喝彩。风趣的人说，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适当的小鸡”。这项法案的死亡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同时有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而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诉讼阻止对法规的违犯。作为一家帮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NRA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一年，一个它从前自我的鬼魂。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这一努力。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忘掉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后一个方向。回首过去，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在实践中，毋庸置疑，NRA尽管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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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公民及其政府（3）
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1934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 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 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较少带有派性色彩的观点倾向于把“蓝鹰”看做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中缺乏绝对权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无情的效率存在于总体国家中。它的官僚主义味道刚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国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间所通过的一连串仁慈的劳工法律的挽救。罗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对给激怒了，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侮辱，但在全体国民当中，对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围绕NRA争吵不休（“计划经济”对“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两年，为另一场争论搭好了全国性的舞台，这场争论几乎是以一成不变的重复持续下去，与新政相始终。批评总统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闻媒体，说到媒体对罗斯福的敌意，其根源颇值得在这里讨论一番。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NRA官员试图禁止报贩当中的童工——这场争论很早就引起了媒体业主的不满。某些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尽管沃登？刘易斯？E。 劳斯做证说：纽约州新新监狱的10个囚犯当中就有7个人在小时候卖过报纸。在雇佣职员方面，NRA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提议，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团体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最终，1934年2月，签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满意的妥协法规。
作为在蓝鹰之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副产品，一群对1929～1933年间的薪水锐减和大批解雇有着鲜活记忆的新闻记者在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这是同类公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直率的、热衷于圣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的领导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就吸收了大约2万成员。它成功地帮助提高了新闻记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没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契约安全。与此同时，出版商却大声地哀叹这一阶层当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叹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衰微，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之外，把大型报业公司与其他形式的大企业等同起来往往也影响了社论的观点倾向于中间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的报业链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转而反对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和弗兰克？K。 甘尼特（他所拥有的报业链主要在纽约州北部）的行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罗斯福的死对头。荒谬的是，罗斯福本人在华盛顿的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声望的同时，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却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到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大约每三家报纸中就有两家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发表总统的讲话，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顽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逊媒体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体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很明显，“人民都投票支持新闻专栏，而反对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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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公民及其政府（4）
在更高收入群体中，对罗斯福的敌意是在银行危机过去之后、蜜月期结束和NRA让它在商业界的倡议者大失所望的时候产生的。1933年的焦虑不安和工业紧张，到第二年春天便让位于“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杂志对它的客户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时事通讯是这样报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农业调整法）的混乱与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者渗透政府的恐惧。
8月，在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美国自由联盟成立，以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复无常”和“专制权力的暴政”。这样一些人把新政视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利用艰难时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更大的恶意使他们把憎恨集中在总统的身上，“这个人”是“本阶级的背叛者”，象征着变革的威胁。彼得？阿诺一幅最著名的漫画发表于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画的是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着无尾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正隔着窗户邀请邻居：“来吧，一起去。我们正要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营信用机构——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担心：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也是在新政治下，联邦储备体系被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的信用扩张或信用紧缩的机制。通过设定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要求，它可以影响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新政还通过创建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通过设立业主贷款公司来帮助贫困的房主。它还通过创办进出口银行，从而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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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公民及其政府（5）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