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就是一种自主创新模式，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创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自主创新机制。也就是说，这种自主创新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创新最初始于思想上的自主创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新的理论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挥洒自如地运用这一理论武器，并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善于自主创新，而并非简单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东欧许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未能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结果因体制僵化而走向了剧变。
事实上，当初曾经“君临天下”的松下公司，也因为在自主创新上的欠缺而一度被别人诟病。
众所周知，松下幸之助可能是最早在中国社会引起关注的日本企业家，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松下幸之助得到了多种不同文化的认同：在日本，他被尊为“经营之神”；在西方社会，他的照片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跻身世界级企业管理天才的行列。“松下精神”一直成为全球业界多年来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松下精神”因为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已经开始产生危机。
进入21世纪，当人们开始回忆松下的产品时，发现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大多数人除了知道松下是一个做电器的公司，别的就不知道了。提起索尼，人们都知道是做彩电与磁带的；提起三洋，人们也都知道是做录音机与彩电的；提起厦普，人们也都知道它的液晶做得好；提起佳能，人们知道相机做得好；提起丰田与本田，人们都知道汽车做得好。
然而，松下的品牌却让人想不起任何产品，因为松下根本就没有核心技术。
在核心技术不突出之际，松下电器以前的“成功经验”均被中国与日本的企业学到了手，甚至都超越了松下。
松下就是以模仿创新为主的企业，因此，松下并没有领导任何一个产品的技术时代，从管理体制来说，松下也没有什么特别创新的东西，基本上属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企业，不要说和共产党的创新精神相比，即使和中国的华为、联想、海尔等公司相比，松下在创新上面也远远不及。
因此，自主创新绝对不是一种“尾随”战略，而是一种自发有为，“后来者居上”的战略。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武装人民的头脑，取得了“后发优势”。虽然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起步稍晚，但由于树立了这种“后发优势”，结果反而更快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种自主创新，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的表现不同凡响。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城市武装暴动转入开辟农村根据地；两次国共合作采取的不同方式；土地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革命政权组织形式由苏维埃、“三三制”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由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和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自主创新，从而开拓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
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同样注意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他们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从实践本身中寻找实践发展的新形式。学习理论要精、要管用，要以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
他们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创新，善于把党的理论化为路线、方针、政策去指导、激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新，也善于对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进行理论总结，去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如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兴未艾，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他们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特别注意通过试验来创新。提出改革创新，要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建立经济特区是试验，开办证券、股市是试验，整个经济改革是试验，整个改革开放都是试验。他们拥有高超的创新艺术，善于抓住实践创新过程中的难点、重点，对创新时机、创新内容、创新方式加以适当的选择。如改革以农村为突破推向城市，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相应地在政治、教育、科技等领域全面展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等，都充分体现了这种高超的创新艺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的是实践”。坚持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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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主创新（3）
那么，在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做到“持续改进”的呢？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危急和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力挽狂澜，适时纠正自身的缺陷和失误，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这种持续的改进，正是源自于一种自主创新的思想观念。
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从王明、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到确定毛泽东正确思想的领导，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都体现为一种自主创新的“持续改进”。
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大手笔，都是源自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的，但是他也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了持续的改进和创新。他的“白猫黑猫”理论，以及“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其实也蕴含着一种试错的意味。
也就是说，自主创新并非意味着不犯错误，而是指的不要犯大的方向性错误。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有调整和改进的余地。“不做不错，多做多错”，这种试错，就是要及时总结和取得长期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地服务和深化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如果不敢试错，就有可能原地踏步，错失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性机遇。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的时候，不可忽视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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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由于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人事部等部门工作的原因，我一直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史很感兴趣。在此之前，我在广东工作时，创办了广东科氏纸业公司、广东阳光城文化体育公司等多家企业，其间做了大量关于文化与体育市场相适应的调研。不久，我进入广东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并参与了广东省城市形象设计研究中心、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企业文化报的大量社会热点、焦点、难点等调研活动。1999年，我担任中###校《学习时报》驻广东记者站常务副站长，又参与组织了“面向21世纪领导干部高层论坛”、“面向21世纪中国企业文化论坛”等社会活动。
2000年调至中央党校后，我参与组织、策划《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一书，该书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理论界称之为“2000年一道靓丽的政治风景线”。其后，我又策划、主编了《丰碑——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与辉煌》丛书，参与举办了“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首届学习型社会论坛”……
多年在理论圈和企业圈中的摸爬滚打，使我得以对两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实践活动有了深刻的体悟。在与众多企业家、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谈话、互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于企业管理的困惑。
有一次，在与一个朋友的聊天中，谈到了中国几个代表性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误区。我们谈到了TCL、海尔、长虹，谈到了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的区别。我突然发现，我们竟忽略了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最大的组织标杆，而它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
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对于企业中的干部蜂拥学习MBA的评价：“MBA不就是学案例吗？娃哈哈就是中国饮料业最大的一个MBA案例，你不先仔细研究一下自己的企业，去学习国外的案例，不是舍本逐末么？”
妙哉斯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党组织，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纲领、路线、方针，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不正是管理学意义上的最大、最成功的一个MBA案例吗？
于是，我便从管理学的视角，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管理体系的深入探讨。越探讨越震撼，一方面觉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对于管理和管理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与中西方管理大家的理解不谋而合，而且还有许多更高明的地方。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都走进了一种误区。比如，对于纲领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纲领是组织的本源问题，纲领与愿景解决的是“组织所要到达的地方”。很多企业把愿景、纲领、使命、价值观混为一谈，表明他们在对组织的根本性认识上，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即使是像海尔、TCL这样的企业，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红色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我深深地感觉到，已经到了该为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体系做科学总结的时候了。正如本书自序中所言，目前，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复兴，都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仅是要引领这次伟大的民族复兴，还要管理这个伟大的实践活动，而要管理这个实践活动，则要有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纲领。红色管理理论，即是基于此的一点尝试和探索。
让我倍感庆幸的是：在红色管理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得到部分老首长、老同志、老红军的关注，而且得到相关领导和专家的指导，这使我倍感压力在肩。特别是党史专家郭德宏、彭明、石仲泉、邵维正等同志在党史方面的严格把关，同时非常感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杨启先、石小敏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及研究会咨询与项目管理中心主任邵志光等同志关切支持，同时还得到海外华人程万琦、港澳台同胞霍英东、曾宪梓、马万琪、洪慈禧等的关心和支持。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及同事的支持，他们是：孙晓华、唐欣、杨江、李小怀、耿志远、张江、杨再平、向东、赵亚辉、栗国锦、郭克莎、钟国兴、于晓明、安丽萍、张霖、程永生、曾凡宝、单勇、陈国富、蒋斌、江海燕、李恒瑞、李子彪、梁桂全、田丰、刘小敏、张小杰、颜泽贤、冯胜平、荣滕娟、袁莉、冯渝棋、吴凤章、王国宾、明文军、曾若虹、徐志刚、贺燕云、张全明、王小伟、邵玉凤、黄道伟、汤世保、陆项和、白志繁、傅昌波、诸葛平文、陈安信、方伟、李诗锦、李福桥、赵秋萍、杨战会、赵军、佟光临、马瑞东、王伯昌、陈信群、汪旭、李薇、吴颖、何耀良、王世龙、贺岁华、冯北平、陆宁、贾军才、郭永新、周建莉、郭素娥、向丽燕、王君、杨彪武、陈忠亮、张廷伟、张驰、周文、罗国宾、李希文、袁健等，值图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后记（2）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得到了中###史出版社领导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冯成略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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