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星一夜之间崛起时，中国企业学习三星最著名的企业是TCL。TCL决策者李东生总裁就明确指出：把三星作为我们的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制定出学习三星的时间进程表。
客观地说，这一决策具有战略远见和现实意义，因为三星所走过的路，也必将是中国同类企业未来5年所要面对和必须要走的路，有效模仿的现实路径可寻。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中国一些公司模仿和学习三星的真实情况，我们则会发现，国内的诸多企业学习的情况却是形式大于实质、口号大于内容。仔细研究一下，多数企业根本没有抓住三星发展的实质，对三星的全面理解，深度研究也远远不够。作为走向国际化的TCL，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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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8）
1993年，三星的领军人物###熙提出要实施“数字化战略转型”时，###熙对于“数字化战略转型”的理解，是一个系列化的战略规划，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仅仅在金融风暴后的几年，三星还是招募了800多名博士以及300多名毕业于欧美名校的MBA。因为###熙看到的是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的三星。
而同样一种危机，TCL的李东生，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的转口贸易普遍遭受严重打击。掌控前端的市场销售渠道，成了TCL从那场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1999年，TCL发起国际化第二波，在东南亚、中东、东欧、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以推广TCL自有品牌产品为主，逐步建立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强大销售网络。但李东生明白，要实行真正的全球化战略是不能只在第三世界转悠。李东生的目标是做一家世界顶级企业。
2001年，在纪念TCL成立20周年的时候，李东生的“反思20年”讲话在集团内外广为传播。其中反思的重要内容就是，“TCL战略的缺失导致集团发展的盲目扩张，许多项目失败得很可惜。”李东生特别提到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后，TCL却失去了通信系统制造业的机会。
李东生最终选择了跨国并购，以期一石二鸟，既能迅速提升技术、品牌与市场能力，又能借牌出海在欧美市场的后方培植自己的势力。由此TCL开始他的跨国并购之旅。但在连续与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公司、阿尔卡特球手机部门整合重组后，TCL没有找到国际化之门，反而陷入重大亏损危机。
对比TCL与三星，两家公司视野和思维的差异让人心潮难平。
三星公司依靠一种路线思维，一下子看穿了未来十年的变化。三星这个标本，让我们见识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趋势和方向。三星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要害：自主核心技术、产品品质与品牌。这些从危机中生发出的路线认识，使得三星能舍得一身剐，首先革自己的命。
而TCL则固执地执注于一个战略点的打造。TCL以一个制造企业的眼光，固执地从贸易视角看待行业。纳入视野的东西，只是贸易配额、贸易壁垒以及本土化生产等这些销售运作的东西，而缺乏对最终产品的品质与性价比的彻底尊重。点思维——营销思维的视野就是价格搏杀，所以常常中国公司所到之处，就是价格战火猛烈之地，也就是低端产品你死我活肉搏的地方。产品和技术思维的缺乏，是TCL的软肋。
从2005年10月开始，TCL通讯已经将其全球业务划分为六大利润中心，其中TCL国内利润中心又称中国业务中心，已经完全将研发和生产业务剥离，以销售业务为中心。其实，这些整改措施，依然是从营销视角看待市场思维的延续。对于TCL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要调整企业思维，真正从自己付出的学费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战术性策略代替不了战略性思维，战略性的目标点代替不了长期规划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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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
第一章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美军也学共产党：统一共同价值观
如本书第一篇所述，愿景解决的是组织的根本问题，是组织长期发展的终极方向、目标、目的，使命是在界定了愿景概念的基础上，具体地界定组织的路线、回答组织应该完成的任务，解决的是“我们为什么走到一起来”的问题。组织的愿景和使命是在组织的管理过程中有意识地形成的，而要实现组织的愿景和使命，就要在组织中形成共同价值观，也就是说，共同价值观是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所形成了需要遵从的共同信仰。
共同价值观是组织的灵魂。一个组织如果拥有强大的共同价值观，无论它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但只要“星星之火”尚存，就总能伺机东山再起而成“燎原之势”；相反，一个没有足够共同价值观的组织，无论一时表现得多么的强大，都最终难逃衰败的宿命——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50年6月的短短4年间，国民党807万人的庞大军队就在人民解放军的雄师铁骑之下“灰飞烟灭”。
蒋介石也曾采纳白崇禧的建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日伪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国民党又称之为“别动战”）。但当时留在或派往敌后的部队一开始就脱离群众，在艰苦复杂的环境面前束手无策，在日军接二连三的扫荡之下，不少部队最终投降了日军成为伪军，如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第39集团军孙良诚部、新编第5军孙以工，代赈英部、鲁苏战区游击纵队李长江部等。这些原本用于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反倒成了日寇的帮凶。
可以说，没有价值观的组织就形同是“乌合之众”。表现在企业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思想价值观做指导，必定也会因为没有坚定信念的支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就会失去判断的标准，也就不能有始终如一的行动。
旧中国的军阀就几乎都是投机分子，信奉的是“有奶便是娘”。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一生数易其主：1895年他到小站投靠袁世凯，袁死后投靠冯国璋；张勋复辟时，他积极参与，复辟失败后立即翻脸不认账；冯国璋死后，他投奔直隶的曹琨、吴佩孚，但又与段祺瑞的皖系藕断丝连；与直系闹翻，被曹吴赶出湖北后，便极力巴结张作霖，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被赶回东北，王占元摇旗一变，又重新巴结曹吴，出任陆军检阅使。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后直系惨败，张、段对其所为渐生反感，于是失去活动余地。北伐战争爆发，王占元彻底销声匿迹了。
价值观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行动指南，为组织成员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奠定了基础。《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对企业来说，领导是点，组织是线，员工是面，应该以价值观为纽带，建立由领导、组织、员工为实现共同价值的共同体。
美军朝鲜战争和越战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精神力作了很大的研究。美军最终得出结论：军人价值观是军人的精神支柱，是军队完成肩负使命的根本保证，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础。
在亚历山大撰写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一书中，他为中国军队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赞叹不已。他说：
“中国人极力阻止军事上的等级制度。为不仅是要从战士中提拔干部，而且是为了激发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讨论、解决并处理日常问题。这种做法，结合其他措施，可使普通士兵充分了解战术形势以及部队作战计划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就可使广大士兵在重大战斗行动中发挥主动性，增强责任感。另军队是以战斗小组为基础组成的。其基本思想是，彼此间的同志关系可以鼓舞士气，士兵的社会行为由亲密无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由于十分看重友谊和忠诚，所以各师的官兵尽量由同一个省或同一个地区的人组成；各连的战士往往来自同一个村子。”
亚历山大描写了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他说：“一旦受到火力攻击，进攻中的中###队便立即卧倒，但只要射击停止，他们便一跃而起，再往前冲……”正是靠着这种战斗精神，中国军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队充其量只有迫击炮，却在朝鲜打败了全世界军队中火力最强，又完全拥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
亚历山大对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战斗精神和军队文化的描述，根据克劳塞维茨对精神力量和武德的定义，基本属于武德的范畴，在管理中相当于价值观等的范畴。可见，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美国人看来，也是精神的胜利，一种价值观的胜利。
美军认识到，在士兵中进行价值观教育，并把士兵的思想统一在共同价值观内，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战无不胜的秘密。所以，价值观教育应是比战术训练更重要的政治训练。
第一章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2）
美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建立了各自的价值观，美陆军价值观主要包括忠诚、职责、尊敬、奉献、荣誉、正直和勇气七个方面。在杰克逊堡的陆军训练中心，价值观被制作成标牌、宣传画和条幅，在训练场、餐厅、士兵宿舍和图书馆广泛张贴、悬挂。办公楼走廊里挂的是这7条，通往训练场道路两旁竖的是这7条，连队宿舍墙上的宣传画印的也是这7条，就连士兵餐厅的房梁下面钉的还是这7条，军人随时随地都处在价值观教育的环境氛围里。
美军官兵的身份牌上都镌刻有各自军种的价值观，每个士兵的钱夹里都有一张正面印有军种价值观、背面印有《士兵守则》的小卡片，让官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美军十分注重思想引导。新兵教育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有爱国主义教育、军人道德节操教育、时事形势教育、部队传统荣誉教育等，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国防教育。美军认为，国防教育是军人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在复杂的战斗环境还是在普通的日常工作中，都包括着道德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许多无形因素，如领导艺术、军人性格、部队凝聚力、军人行为等，这些观念无一不受到军人国防观念的支配。
除此之外，美军还安排了密集的思想教育课程。以美国陆军为例——在新兵入伍训练的第一周，先由营长概括介绍陆军价值观的内容和基本要求，主要由带兵的营连指挥官（军官）和排长、教官（均为士官）以“个人的力量”体现价值观。从第二周开始，分别采用图文介绍、观看电影、士官教练介绍个人经历、每周作训总结回顾和教官解答新兵提问等方式进行系统的价值观教育训练。而且，每个阶段都要进行价值观学习考核，并结合其他课目的测验，对成绩差的实施“第二次机会”训练计划，再不合格的予以淘汰。美军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使新兵由无纪律到自觉接受纪律约束，由自由个体到团队作战，由不情愿到忠实为美国利益服务。
没有思想上的过硬就没有政治上的过硬
一个组织一旦拥有了共同价值观，就具有了巨大的行动力。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这种行动力表现为目标、战略和计划，这些其实就是现代管理的基本内容。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共同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柱的，实则包括了信念、理想、精神、理念等更为高层的因素，是源自于对人类社会本源的思考。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共同价值观远非现代企业文化概念所能囊括，实际上它要高于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如果企业目光短浅，只贪图眼前的利益，没有远大的共同信念做指引，或者这种共同的信念未能深入人心，那么企业的员工就会思想涣散，甚至也会出现“有奶便是娘”的投机行为，或者因为利益的驱使，置企业整体利益不顾，或投奔于竞争对手，或“割地为王”。不能凝聚人心的企业必定难以做大和做强。近些年来，许多的企业都存在被“挖墙角”的担忧，就与这些企业未做好组织内部的思想建设有很大关系。
如何在组织中确立先进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就是强调思想建党。
陈奇，1904年生，湖南桂东人。1928年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边区游击队大队长，参与开辟湘赣边游击根据地。1930年10月任红15军政治委员，奉命与军长蔡申熙率部转战到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陈奇在回忆录中说，红军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建立和健全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每个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发扬军内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