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被公认为是“北大精神之父”。他是谁任命的？是民国政府任命的。你能不能因为蔡元培是民国政府任命的，就说蔡元培的改革都没有意义？说大学的校长任免制度需要改革，不等于说现在已经在校长位置上的人推进的改革就没有合法性。
有人举蔡元培“教授治校”的例子，但可能误解了蔡元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蔡元培首先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换教员！试想，不换教员，蔡元培请来的那些优秀的教员能有学术自由吗？要知道，原来的教员都是老爷，学生也是老爷，毕业后是要去当官的，教授们哪里有什么学术水准，哪里谈得上学术自由？让他去治校，那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校长制度不是没有问题。美国一个校长再加一两个副校长，管学术的和管行政的就够了，下面大量的事情让行政人员去做，让院长、系主任去做。牛津大学是一个校长加五个院长，重大决策全都做出来了。我们现在这种大学的体制，管理是非职业化的，运行起来太难。
谈到职业校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职业校长不应该以升官为目标。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人当校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理学校，而是为了下一步再提副省长。这其实是毁灭大学。我想，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个明确规定，政府不从大学校长里面提拔行政官员，要断他们的后路。大学校长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政府官员，当校长的惟一的目标就是把你的学校办好。
另外就是大学校长的任期，也是个问题，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太短。哈佛三百几十年的历史，现在第27任校长，北大105年的历史，已经是第30任校长了。一个大学校长没有十年的任期是不行的。校长要从熟悉情况到制定和实施战略，没有十年很难。
从校长的遴选制度到任命的期限，还有校长的职业化，我想这些将来在中国都应该形成一种文化，特别是在教授当中应该形成一种文化，谁是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什么样的标准是做一个好校长的标准，这些应该在教授们之间形成共识。
谈“教授治校”在这个层次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学校有关教员晋升的标准，学科的设置，教授要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学校重要制度的变革，教授应该有发言权。但即使这样，最后谁说了算？还应该是校长说得算，至少校长要保留否决权。
教授如果过多地参与行政性的管理，不一定是好事。有一项在美国几百所大学资料基础上做的研究。这项研究把这个学校教授参与的程度划分等级，做了一个序列，然后根据科学发表的论文，还有美国报纸对大学的评比，再做一个序列，对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总体而言，教授参与程度越高的大学，其业绩（performance）越糟。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个研究，我觉得结果可能更加可信，就是把教授的参与分成两类，一个是学术性（academic）的参与，包括课程设置、专业设置、评定教授的标准的参与等等，另外是资金分配等行政性的事务的参与，结果发现：教授如果只是参与学术性的管理，那么参与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对于行政性管理的参与则相反，参与越多，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差。这是在2001年发表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inzation）上的文章，非常值得重视。
校长治校和教授治校应该有一个平衡。欧洲大学教授的权力比美国大的多，但欧洲的大学竞争不过美国。这值得我们深思。
赵晓：看来，大学校长像职业经理人，而教授的参与最好局限于学术管理的参与，尤其不能像工会。
张维迎：大学这个组织比较特殊，跟企业不一样，企业有一个所有者，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其他人都承担过失责任、有限责任。但是，大学不是这样，剩余责任是所有人（包括学生和校友）都要分担的，如学校走下坡路，校友也有损失，但没有人承担完全责任，所以大学的权力分配要有制衡。大学校长应该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对一些重大制度的变化进行决策，而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等方面教授应该基本说话算数，校长保留否决权。对于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教授不宜参与。教授治校如果意味着什么事都是教授说得算，一定是没有效率的。有人提到什么一个财务处长权力比教授大多了，其实那是当然。试想，如果每个教授都可以批准财务支出，那学校还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刚才所说是以后的理想状态。在过渡时期，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校长，应该给他更大的权力。国外是这样，像哈佛大学校长劳伦？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他要改革，就要求有足够大的权力，那他才能去改革。我们的情况更是这样。
为什么说校长的权力在过渡时期应该大一点？这是因为，在过渡期间，一些院系班子还不行，教授水平也参差不齐，你给他权力大了，他就会“武大郎开店”，拉帮结派。所以你这个权力不能马上给他，而要有一个过程。但是随着教授质量的提高，各个院系、教授自治的权力就应该越来越大。这涉及到我们通常讲的信任问题。我对你没有信任，当然给你权力小一点，我对你越信任，给你的授权就越大。我信不信任你，完全看你的表现，包括你的水准。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一开始招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我去谈话，现在有几个系建的很强，我基本上也就不管了，全交给他们。
当然，行政系统也是要改的。行政系统改革的方向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市场化、职业化（professional），整个大学的行政管理都必须朝这一方向走。
第五章 一流大学与本土化
5。1“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一流大学”与大学发展目标
赵晓：有些人对现在就提“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并不以为然。你怎么看？
张维迎：北大、清华于1998年最早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鼓舞大家！有些人对“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口号提出批评。这个我是
完全理解的。就是说，光喊口号不解决问题，但如果能够付诸行动的话，口号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现在的改革正是要将口号一点点地付诸行动。
另外，管理学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变革，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目标，形成一个让大家很容易记住的东西。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和提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
我们为什么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在好多领域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做不到世界一流你就根本不必去做。比如说研究数学，某个数学定理人家早证明出来了，你再来闭门造车，重复证明一番，然后说“我填补了中国的空白”，那有什么意义！你只有成为世界一流，填补世界的空白，才有意义。
如果只是一个小国还好办一些，可以将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古国，你不能老搭人家的便车啊！过去毛主席说，中国要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这在今天既是责任，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赵晓：你怎么理解“一流大学”？中国将来的一流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
张维迎：我理解一流大学，第一，至少你在游戏规则里面，第二，你所做的研究成就得到世界认可，至少相当一部分得到世界认可。如果达不到这两点，很难叫一流大学。你说你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得到人家认可？就是你对人类知识本身做出创造性、原创性的研究成就来。
赵晓：有人认为，光学习是永远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上有两种竞争，一种是普通产品的竞争，另外一种是竞争规则的竞争。当你承认别人在竞争规则制订上的领导权，并且不能在规则上跟人竞争的话，那么你已经输给了别人，永远不会是一流的。
张维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些规则，有些东西，你知道你去竞争的话肯定要失败，因而是没法竞争的，你就只能接受。科学的规则犹如科学的方法，它本身是一种工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理解和发展人类本身。如果人家已经创造出一个好的方法，你为什么非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种别人没法接受的方法、制度呢？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2×5=10，你为什么要整天按照2＋2＋2＋2＋2＝10办法计算呢？如果已经知道人家的某个规则和制度是最有效的，为什么你不去学习呢？我想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偏见。
就规则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有好多东西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好比说我们参加体育比赛、足球比赛，人家已经有规则，你要做到提升我们的名次，你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打败他，拿冠亚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不是说不行，因为是你制定的规则，我们要是参加一定会输，所以我们不参加。我们成天讲要修改规则，也许每个民族也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游戏，但是只要你进入国际竞争，你就会发现规则有个“先动优势”，也就是说它一旦为多数人接受以后，要改变起来是很难的，相比之下，接受的成本反而更低。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要比较一下，是成天争着改变规则、不遵守人家的规则好呢，还是接受人家的规则，做出优秀成果，再逐渐参与到新规则制定中去好呢？我想是后者。
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会学习你的方法。我想外国人也在学中国，只要你做得好，别人就会接受你，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拒绝你。乒乓球的比赛规则主要是我们中国人制定的，人家也接受了。当然我们承认人文学科，你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但这仅仅说明你的研究对象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并不见得不能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
5。2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龙希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反对方案的人能够赢得那么多的呼声，跟民族主义情绪不无关系。有学者提出，引入外部评价标准，很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东西，理工科、数学这些都可以，但是人文学科就不行了。
张维迎：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跟人家有差距？就是承认我们的学术规范跟人家有差
距。你应该承认美国的好多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人家是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别人的力量呢？知识本身就是无国界的。你可能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不等于说你可以封闭起来，自己认为自己最好就行了。其实，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发展，好多都是靠引进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一步步做起来的。我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中国第一部研究语法的书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根据的是“西文已有之规矩”；其他研究中国语法的大家像吕叔湘、王力，无不借鉴和参照了欧美语言的语法体系。20世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人物费孝通193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用的是从外国学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乡村经济和生育制度，潘光旦更是留学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归来以后用学到的知识“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他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做的研究，从新的视角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再如王国维，他是借鉴了尼采和叔本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还有季羡林，真正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大唐西域记校注》，而他校注这本书主要参考了两部书，一本是日本学者的专著，一本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如胡适，金岳霖和赵元任等人也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科学还有个交流的问题。你自己做的一个东西，你跟人家没有可比性的话，那怎么评价你有成就？
赵晓：我们的改革，更多借鉴的是西方成功的模式，来对已有的比较落后的治理结构、机制等等进行改革，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真正是一流的大学，那么我们整个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的确不仅有借鉴的一部分，还要有创新的一部分，如有人提议将来要建立对中国文献的引用，等等。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像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大概有六十几种杂志，都被国际SCI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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