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抟焕獾囟际艿街醒牒偷胤秸淖鹬兀」苷皇被刮幢啬茏龅孟衩裰谄诖哪茄谩４�2003年的SARS疫情到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从2004年规范官员“下海”到2005年整顿“官煤”，从2003年干部引咎辞职条例的出台到2006年《公务员法》的面世，再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中国政府这个层面的改革，还是给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以信心。
经济领域：绿色化，*化，法治化，独立化，全球化
无需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特别指出，最近7年，每一个中国人都体悟到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化浪潮。绿色GDP的妇孺皆知，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国际风波，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引咎辞职，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环境问题谈判，所有这些被爆炒的新闻事件，不过是中国经济绿色化湖水中泛起的几朵涟漪。
虽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的部分地方官员对环保环评有些举棋不定，但是，中国速度中的危机，全球化进程中的争吵，仍然里外夹击，共同夯实了中央经济决策层走绿色循环经济的决心。肇始于“铁本事件”的宏观调控还是要进行到底，无论宏观调控在地方遭遇怎样的反弹，改传统的单向直线式生产模式，为现代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告别资源消耗，走向质量为先，已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最近7年，*化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愈发突出的新动向。所谓经济*，是中国新左派人士创设出的一个新概念。尽管自由派人士毫不留情地批驳了这个“伪概念”，但在“人民需要新概念”的中国，一再被误读的经济*，还是倔强地存活下来，并被公众理解成：*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验和适用。像当代欧洲曾经的经济实践那样，通过利益代表组织达致经济*，在中国或有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
最近7年，我们看到经济*为民间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济维护市场公正，开辟了通道。和所有崛起于草根阶层的NGO一样，8岁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是一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姻亲关系的民间商会。他们不仅利用他们日益主流的政治身份为会员企业维权，还影响到事关全局的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把民间经济人士参政议政的权限发挥到极至。他们独立于政府，却不时受政府委托，像“第二经贸委”似的，在商人和政府之间往复周旋。曾经，它们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个案，而今，已成往事的“私有财产入宪”，早已使类似组织在中国渐成常态。
作为最近20年成长起来的新的利益代表，私营企业主阶层早已是撬动经济*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是私有财产最为坚定的捍卫者，也是少数人眼中财富的掠夺者。国家机器要保护他们在旧城改造中赢取的利益，也要听取被“暴力拆迁”撵出家门者的控诉。当满足了前者“保护私有财产”的诉求时，后者在失去土地和房屋后要求得到合理补偿的声音，就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所以，私营企业主作为非传统的利益集团，在对抗国家谋取本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不能在官商勾结中为所欲为，掠取大众的利益。未来，以“私有财产”和“合理补偿”为关键词的争端将越来越多，国家权力和大资本的行为边界，需要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来厘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可能的变化（3）
最近7年，独立化渐趋引领中国经济领域的方向。自2004年始，“自主创新”成中国经济视域的一个新名词。2005年秋天问世的“十一五”规划，赋予这个新名词以无尽的生命力，预示着中国经济战略方向，将从20年来秉承的“市场换技术”，转移到“自主创新立国”。2005年，“神州六号”第二次把中国宇航员带进人类共同拥有的太空，第一次让中国人领略到“自主创新”的可能及其价值。
虽说独立的自主创新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立马挥别“市场换技术”，但是，中国的官员和民众都意识到，自主品牌和自主开发的技术一定是我们未来争取的方向。入世以来，面对欧美国家坚固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以及反倾销、知识产权诉讼，中国的地方官员已经萌生没有自主品牌就只能拱手让出市场，缺乏自主技术就只能“人家吃肉我喝汤”的危机意识。虽此，无论是经济决策层，还是具体而微的经济体，都不会像头脑发昏的先人，重返闭关锁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时代，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解释的那样，自主创新不等于闭关锁国时代的自力更生。
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一度让中国经济人感到些许失望，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并不会因此发生逆转。被绑上全球化战车的中国，已无路可退。依据中国入世的承诺，2015年以前所有成员国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然而欧盟及美国、南非等国家自说自话地参照第三国的反倾销规则，让我们根本无法等到那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将在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官司中，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处处吃亏。可是，要赢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就必须尽可能地祛除官办色彩。
表面上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迁，是中国自己的经济选择，事实上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利弊权衡。2006年，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国经济师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一年面临的三大风险因素中，有一项是美国的经济动向。现在，美国能否抗得住金融危机的袭击，不仅是奥巴马的头痛，也是中国经济界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就是全球化。
社会领域：新社会主义
最近7年，无论是中国经济长势喜人的前段日子，还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最近两年，中央政策指挥棒在社会领域挥舞的细枝末节，总让人联想起1935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实施的社会保障运动。
2005年，每年例行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决定将投资方向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社会主义来修饰的“新农村运动”，将统筹发展战略均衡战略推至峰巅。2008年的中国农村，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水，村村通电视，村村通电话，将不是乡村老汉对着孙辈们畅想未来的梦。虽然“公共事业振兴署法案”，“社会福利保障法案”，以及被艾森豪威尔称为“日渐增长的社会主义”的“田纳西河流管理局法案”，是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遗产，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安排贫民就业”、“让饥者有果腹之食，让寒者有御寒之衣”、“推进大规模的地区发展计划，为4万户乡村家庭提供低价电力，挽回常遭洪水淹没的土地”的价值指向，都能与中国最近7年的社会体制改革对应起来。
中国可能的变化（4）
最近7年，强调“人的价值”的欧洲版本的新社会主义，鲜明地形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方向。扭头一看，倡言“新三*义”的执政党，不仅空前垂注“以人为本”这个昔日饱受批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把“国家尊重和保障*”写进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
据新加坡政论家郑永年说，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已成过去，主导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欧洲版本的，它更加注重人的感受，注重生活的质量，注重生命里的尊严。禁用童工，减少工时，改善血汗工厂，建造经济适用房，使工作场所更加安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号召，让乘坐2005年12月12日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旅客，有机会从*南京市委机关报《南京日报》的社论上得知：*南京市委欲使每个南京公民都能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
最近7年，中国社会领域的变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追忆起康晓光等人在2003年对新政的评价：孔孟仁政现代版。总理为农妇讨工资，放言减免农业税，提出免费的义务教育，将部分农民纳入合作医疗，把公益性定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基调，判处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死缓，轻徭薄赋讲究公正的社会政策安排，一再凸显本届政府反复伸张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早在上一届政府亮相之初，洞见“仁政”的观察家们，就直言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冲突，弥合贫富差距引致的社会断裂，维护被撼动的社会稳定，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人预言，如果没有得当的社会政策，局部性的群体冲突将会越来越多。此说绝非哗众取宠，贫富差距、工人失业、人口老龄化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危机，已作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正挑战着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障体制。
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版本的福利运动、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孔孟版本的仁政等，在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不久的中国，具有着特定时代的特定基础。它不但会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会不露痕迹地修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意义。
智慧和勇气的考验
最近7年，在左右中国变化的诸多要素中，我们过去所说的“两股力量”和“三重矛盾”，不容忽略。
民间力量在最近7年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指称的民间力量，是公共知识分子、NGO和秉持民间立场的传媒的三者之和。2003年夏天，央行旨在整肃地产界的“121号文件”，发布不过78日，就被北京住宅业商会这样的NGO所改变。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之所以能够针对一份可能不利于其阶层利益的文件，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使得“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这应该是得益于一部分市场化色彩浓郁的“民间媒体”为他们提供了舆论阵地。2009年，湖北一个名为邓玉娇的女子与两个基层干部的血泪冲突，最终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背后的推手也是崛起的民间力量。
最近7年，“WTO宪法”这样的外部力量对业已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的影响，不亚于民间力量。WTO像一部宪法，规约着成员国的经济行为，憋着劲地把中国的改革拖入金融、国有大型企业等深水区，促使我们从“摸论”过渡到“法治论”。在美国对中国、欧盟等十数方的钢铁保障措施案中，我们放弃了与美国一对一的单边谈判，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紧随欧盟，没再像过去那样倔强地坚持“主权论”。
外部力量的影响，不仅仅是WTO，还有国际*公约。未来，如何从*“A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走向“B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非但影响我们的法治，还将动摇我们的观念。
民间力量和外部力量的合力，将使公民社会的走向，在未来中国变得更为明显。尽管它看起来与我们所说的“三重矛盾”是桥归桥路归路的两码事，实际则唇齿相依。
发展与稳定这一对老矛盾，在最近7年，仍然是一对难以消弭的矛盾。经济发展改变了阶层的分化，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虽然还存留在高高在上的法律文件中，但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境遇，已不能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之项背。中国政府正在调整发展速度、财税体制，希望在再分配领域，用均衡和转移支付化解工农阶层的积怨，最大程度地减少局部性的群体事件。
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在最近7年被进一步放大。2003年暮春之后，宪政思潮就不局限于民间力量的呼吁，中国的领导人在公开的*和演讲中屡屡提及宪法，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已是应然的共识。然而，“应该如此”不等于“实际上如此”。陕北油田事件，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尚未将“法治政府”“尊重*”“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些已被中央政府承认的应然的原则，化成实然的行动。
硬投入与软投入的矛盾，已经彰显无遗。如果执政党不能把铺设高速公路、改善“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的黄金白银和扩大基层*、拓展政治参与的*通道缀连起来，未来数年，我们验收“新农村运动”成果的时候，看到的或许只是饮用水设施等等外在的“物质成果”。设若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的辽宁黑山农民，还口口声声地念叨“村政府”，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谢天谢地，综观最近7年的情势，“两股力量”也好，“三重矛盾”也罢，都未曾动摇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国能给世人多少确定性的预期，现在还很难说。从长远看，可能取决于执政党面对这些力量和矛盾时，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