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第1部分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1）
1．作者对自己已出版作品的自我评价：
　　时间的能量大得惊人。不知不觉间，我已撰写了十部书稿。
　　周围的人很好奇，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认同我的批评我的，或者问我，为何如此高产，或者质问我，干嘛如此涂鸦？起初，我还煞有介事地回答，末了，我干脆闭嘴，因为我在不同场合作出的回答，不但很乱，还自相矛盾。要命的是，我并未有意撒谎。
　　不解的我，尝试着在稿纸上一一列出别人的问题，我的回答，骤然间，我发现，一旦数量、品质、态度、性质、理想、动机、生意等等不同的问题纠结在一起，我就会很乱，很矛盾。因为不同的设问，会使我的回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就数量而言，别人觉得我很辛苦，而我觉得很偷巧。你出书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每当别人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就紧张。是啊，我本科毕业不过十年，其间一直在报社杂志社供职，还去法学院读了个博士，哪来的时间写作？其实，这是他们不晓得我出书的生产流程。
　　迄今为止的十部书稿，无一不和我的职业息息相关，几乎都是工作之余的顺势而为。我的书大体可以分成四类：
　　最多的一类是非虚构作品，像《向上的痛：目击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拐点：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生活》等等，都是旧日作品的重新组合。所谓旧日作品，就是我为报社杂志社采写的新闻作品，它们有时候被称作“历史的草稿”，有时候被视为“易碎品”。我将它们聚焦于某个主题之下，比如说“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再作出一个概念式的判断，比如说“拐点”，进而拟出一个框架性的篇章结构，最后删改旧的文字，增补新的论述，炮制一本新书。
　　此时的新书，较之于人们先前看到的那些零散的旧作，除了细节上的似曾相识，已然是完全不相干的新作。正如我过去所说的：“它们存在的意义，已不再是对过去发生的新闻的碎片式的零星记录，而是对一段富于变化的当代历史的解读。”
　　非虚构作品中，惟一的例外是《南平寓言》，这部书的题材是我在为《南风窗》撰写特别策划的时候得以发现，经过漫长的新闻采访之后得以专门完成的。其余三类是政论时评、新闻笔记、学术论著。政论时评如近期出版的《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同样是往昔政论时评附着在一个新命题下的作品。新闻笔记如本书，它是我在近年新闻生涯中的业务报告、日常笔记的基础上写就的。学术论著如《宪法学视野中的新闻自由》，也与我的新闻从业经历密不可分。
　　就品质而言，没有嘉许者夸奖的那样好，也没有批评者说的那么糟糕。自己评价自己，我的书，多数畅销不名著，勉强名著不经典。畅销书不等于名著，名著更不等于经典。凡是我个人拥有著作权的书，依照我的出版商所定义的中国大陆图书的畅销书标准，几乎都是广义上的畅销书，它们只能说明我是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议题供应商，而非真理的生产者。
　　这批畅销书中，勉为其难地说，有一两本可能算得上狭隘领域内的名著，有名的著作，比如说《拐点：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它出版了台湾版，入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获得南方都市报2004年度畅销书排行榜社科类第一名，如此影响力，说它是时政图书领域内的名著，勉强也是说得过去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2）
然而，名著绝对不等于经典。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时代或者某个领域研究者反复阅读的著作，比如《论美国的*》，比如《光荣与梦想》，我以前者为范本撰写了《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生活》，我以后者为榜样撰写了《拐点：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经典之所以是范本和榜样，就在于它们可仿不可学，一切模仿的冲动，都会留下东施效颦的笑谈。仰望经典，我知道，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穷其一生，我也写不出了。
　　就性质而言，有人认为著书“千古事”，而我定性为“一时事”。去年，当我出于友谊的考量，试着将新书邮寄给安徽日报社的吴朝虎先生，我犹豫了好几次。他和其他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好友一样，信奉厚积薄发，而我则认为快阅读时代的大众出版，不必老是想着文章千古事，将出版搞得那么神圣。怕吴朝虎批评我胡来，我最终还是没敢寄给他。
　　我推崇“一本书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那样做。我不是历史学家，作为新闻记者，我最多只是为历史学家搜罗素材的仆役。我之所以没等历史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就在仓促间为这个时代推出一本本非虚构作品，是因为我笃信，时代越越富于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为浓烈。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交错转换尚未结束的节点上，写书这件事，对我来说，无异于议题设置理论指导下的一件趣事。
　　就动机而言，有人觉得我着眼未来，而我看重的不过眼皮底下这点虚荣和利益。曾有同事议论我“拼命写书”，意在个人品牌的塑造，图的是长远，而我呢，很遗憾，截至当下，我从未将写作这件事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如前所述，我的写作是件顺势而为的事，但是，与写字沾边的事，总是要耗费精力和心力的。我不辞劳苦地做这件事，除了顺便挣点版税的考虑之外，更为长远的动机，则是一个年轻人妄图证明自己的虚荣心。十部书稿，书写的是我这样一个乡村青年，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渴望被城市接纳，渴望赢得光荣的心路历程。
　　2005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在香港图书馆的查询系统，无意间查到了自己的书，进而，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转到旁边的书店，我又看到自己的书，简体的，繁体的，摆在那里卖。毫无疑问，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尽管我对所著图书的缺陷心知肚明，尽管我知道虚荣心是一种慢性毒品，当我的非虚构作品进入一些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参考阅读书目，或者被中英文媒体所报道，当我因为这些书被英美国家的外交官约访，并收到美国驻华大使邀请访美的信函，我还是摆脱不了这种慢性毒药的伤害。
　　苛刻地说，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这一切，与我的光荣与梦想无关。
　　就理想而言，有人觉得我很有，而我说我几乎没有。正如新闻理想之于我的职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念头和行为，的确也在某个短暂的时刻某个特殊的个案上闪现过，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所想的所做的，只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扪心自问，我能写出十本书，浪得一点点虚名，不在于自己有什么高贵的理想，更与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毫不相干，因而，我不从敢大言欺世，虚妄地拔高自己，用理想之类的大词骗取人们的赞许。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3）
过去几年，偶有大学邀请我跟学生们交流心得。除非万不得已，我从不愿意去大学的讲台上胡说八道。大学是个讲究理想的地方，我在新闻和非虚构写作上的世俗心态，说出来可能会让课堂蒙羞，不利于理想的激荡，说假的，自欺欺人，犯不着。
　　就态度而言，有人觉得我不严肃，而我觉得自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坚持严肃写作的朋友们看来，十一年拉扯出十部书稿，简直就是胡闹。我不敢高声反驳，因为我的确有很多把柄。
　　我写得太快了，以至于疏漏多多。谈得上费心的《南平寓言》，问鼎浙江省图书出版一等奖的时候，竟因为错别字过多，在公示阶段，被撤了下来。最让我惭愧的是，那本为我赢来虚名的《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初版的书名，离谱地将“影响”错成了“决定”，看上去似乎是该书编辑的错，其实，是自己的漫不经心所致。
　　我承认，总体上，我没有将写作当作生命中的什么大事。可是，说我毫不看重自己的书稿，也不合乎事实。我晓得，内心中，我从不敢　“娱弄”，更不敢愚弄写作这件事。我的书绝大多数是非虚构作品，我对“非虚构”的看重，使我讨厌别人说我的书是报告文学，也反感别人说我是作家，我总觉得文学是虚构的，作家是编故事的。
　　或许，这就是我留存心底的严肃的一面。有时候，我很想写部小说，可是，担心别人说我是一个编故事的人，从而联想到我的非虚构写作可能是虚构的，我就作罢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会这么注意我呢，如此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但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忧天”有何不好，起码，它让我对非虚构保持了哪怕一点点的敬畏。
　　就生意而言，书商反对我自谦，我则希望守本分，莫吹嘘。虽然我没有将写书当作千古事，没有按照经典的标准对待自己的图书，仅仅将之视作一件件抛出时代议题供众人言说的商品，可我却不愿意效仿畅销书的炒作方式，把每本书都当作一个商业项目去营销，或者装腔作势地扮天使，绕了许多圈子，本质还是卖书。
　　起初，期待书的热销，版税的可观，我也依照出版商的吩咐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找名家写序推荐什么的，凌志军老师，胡福明前辈，都举荐过我。而后，一来担心自己坏了举荐人的名声，二来反感自己扯着头发往天上拽的个人营销术，就慢慢淡漠了下来，觉得还是本分做人的好。
　　翻翻书架上自己的书，虽也时时考虑到迎合读者，但底线却不愿意突破。因为知道自己的底色，所以，从不敢自命不凡地吹大牛。有一回，我在一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既没什么文学价值，也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出版社的编辑一看就急了，觉得这样不妥。　我反问他们，你说现在每年出版的数十万图书中，有几本有文学价值或者历史价值呢？他们说，那不管，总之，你不能这么说。自贬是需要资格的，而你呢，还没有牛到那一步。
　　于是，我就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先是真实地自嘲一番，再爬到本分的底线上，摇摇晃晃地说几句自吹自擂的口水话。（作者博客）
　　2．评胡舒立、章敬平及《新闻人的江湖》
　　我一直想给章敬平（前《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记者）的新书写个书评，一是因为书名很炫，叫《新闻人的江湖》，另一方面，从去年十月开始，新闻业“江湖”不太平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今天，我们怎样评论中国　媒体评论（4）
从去年“十一长假”之前，我就陆续听到有关《财经》杂志变局的各种消息之后的故事极富戏剧性，原主编胡舒立和大部分采编团队成建制地跳槽，意图创办《财经新闻周刊》，现在又有了新的方向，“入驻”《新世纪周刊》。
　　胡舒立的两次选择，确实让我这样的旁观者“措手不及”，我不敢也不能对其中任何纠纷下任何结论，只是觉得怎么会是《财经》？怎么会是舒立？她又怎么会选择《新世纪周刊》？
　　当我安静下来，你会发现，你还挺在乎她的。你在乎她是否能找到合适平台，继续打造她的新闻帝国，你尤其在乎她能否将新闻专业主义坚持下去，并影响更多的人，并影响我们的国家。
　　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晃来晃去十几年了，她所倡导的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念。回到章敬平，拿两人做类比，在细节方面有太多不同，但在大逻辑上，又有诸多相似之处。
　　即使是强大到如胡舒立，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亦有种种艰难，甚至让人觉得荆棘满途，又有多少有天赋、有憧憬的人能够继续坚守？
　　章敬平就干脆选择了改行，在《财经》变局之前两个月，他悄悄且彻底地淡出了新闻圈，离开报馆进入律师行，如无特殊情况，《新闻人的江湖》是他留给新闻界的“最后遗产”。考察章敬平的从业经历，你会从他的身上，看到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殊为不易。
　　我曾和他开玩笑，“你可算著作等身了，从《向上的痛》开始，《中国的自我探索》、《南平寓言》、《浙江发生了什么》等等，好书有，但大多书都不值一读。”
　　坦率地说，我挖苦他的同时，也要肯定，能出这么多的书，至少说明他一直保持着思考的冲动。
　　他确实一直在思考，完善他对新闻业的理解，在他的探索成果里，我认为最可贵的就是我前文反复提到的，他对新闻专业主义，从不理解到坚持：新闻记者不该是一个低门槛行当